，连我都听见了，谢谢啦！”

然而这次电话那端却传来一个匪夷所思的声音：“你是谁？”

我一时语，不知该如何回答。

幸好对方又说：“我是机床厂的老张。”这才使我茅顿开。

接这个电话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原来机床厂的员工们在中午排队买饭的时候发现队伍不再那么混，这才意识到我们已有多日未到，而学校和机床厂有言在先，除了安排我们行生产实习，还要保证我们的勤，所以厂长要求我们无论有事与否都要现在工厂。

第二天，我们不得不挤着公共汽车去往昌平。

学校周边坐落着许多民房，那里暂居着大量民工，他们每日早晚归，同我们一起挤公共汽车。他们在车上遭受许多北京妇女的白儿，被认为肮脏、野蛮、没文化，在这里我很愿意为民工打抱不平，虽然他们会在公共汽车上抢座位，但绝没有泼辣的北京妇女抢得凶，民工们坐一会儿仅是为了缓解疲劳，还有许多繁重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们去。他们并不野蛮，不会像北京人那样，因为一儿蒜而骂得不可开，他们会同乖巧的小学生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椅上，双手叉，夹在两之间，上半微微弯曲，像个痛经的小姑娘，双茫然地注视着窗外，看着车龙的街和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没有他们，这些楼大厦就不会地而起。如果有人把民工比喻作大粪的话，我就要把北京比喻成一块贫瘠的土地，庄稼一枝全靠粪当家。

每日同我们挤公共汽车的还有白领女士，她们总是在上班规定时间前几分钟才到站，下车后匆匆跑向地下通或天桥，长发迎风飞舞，跟鞋走在泥路面上发清脆的声响，包在她们的肩上或手中摆动，并不时地伸手腕看一下时间，我想这些白领女中的多数是为了多睡一会儿觉才如此狼狈的。

与白领丽人相比，我们的实习就轻松许多，工程师和技术员正忙于单位分房，无暇顾及我们，只是偶尔带领我们去参观一下车间的生产，然后便让我们自由活动。

我们对齿车间情有独钟，因为那里有个女员工长相颇似巩利，凡遇无事可时，我们就会跑到那里找她聊天。开始她对我们还很情，总是放下手中的活，同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但当她因为生产的齿数量减少和质量不过关而被厂长扣罚奖金时，对我们便不再一如当初，无论何时去找她，她总是半着脸，一副搭不理的样，我们只得不再找她，呆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有时，我们会买几包烟，大家围坐一桌，一接一不停地，直到屋里弥漫的烟雾让我们分辨不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