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不信不了他！”

杨说：“爸，你打我吧，恐怕我还没觉疼你就已经累了。”

他妈说：“别总气你爸，既然不上学了总得找个路吧！”

杨说：“你们甭了，我的事儿我自己解决，就让我自生自灭得了。”

他爸说：“你***敢！我和你妈把你来费了多大劲你知吗，你给我自生一个看看！”

杨什么也没有说，悄悄回到自己的屋里。

杨每个星期都要回学校找我们踢一次球，但每次踢球他总要和人打架，我问他为什么总是打架，他说反正也没什么事儿，通过打架找儿乐趣。

杨现在已经不会骂人了，因为他跟别人发生角的时候，通常只说一句话：打你丫的，然后便冲上前去，拳脚施加于人。

每当杨穿着球鞋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就知杨又在家里呆烦了，想找人打架散散心，踢球并不是杨回学校的主要目的。

打架这事情经常在我们踢球的时候发生，架是完全可以不打的，但又不能不打，大四学生面临就业的压力，大一、大二的学生忍受着学习任务艰的苦闷，每个人的心中都积蓄着愤怒，踢球时双方稍有碰撞，便会导致一场恶战。

大四学生用手指着大一学生的鼻说：“我们在这儿混四年了，就没见过敢跟我们滋儿的！”一副混迹江湖多年的样。

大一学生打开大四学生的手说：“甭你们在这儿混了几年，我们就是不怕！”一副初生犊不怕虎的姿态。

于是，双方施展开拳脚，大四学生因为考虑的事情比较多，他们往往放不开手脚，只想吓唬一下大一学生而已，大一学生却没有后顾之忧，敢打敢杀，俨然拼命三郎的作风，打得大四学生节节败退。

要说狠还得是大四的学生，他们见大一学生竟然如此猖狂，目中无人，便抄起场上的板砖和木向大一学生的上、上拍去，直到鲜血从某个人的中来才罢手。

此后，双方的争吵便围绕于公了还是私了的问题展开，公了就是上报学校政教，打人方送被打方去医院看病，双方分别接受严重警告分，公了的裁决之所以如此严厉是因为学校不想让打架的同学来此添麻烦，尽量私下里解决。私了的方法是被打方自己去看病，然后由打人方请被打方吃一顿饭，所以，学校周边的饭馆里经常会有两伙人围坐一桌，年龄偏大的一方举着酒杯，对脑袋上缠着纱布或胳膊打着石膏的一方说：“兄弟，对不住，下手狠了儿！”

另一方也端起酒杯说：“大哥，是我们狗不识泰山！”

这一方又说：“后生可谓，长江后狼推前狼！”

另一方又说：“还多承蒙长辈们提拨！”

这一方接着说：“岂敢！岂敢！”

另一方接着说：“谦虚！谦虚！”

这一方还说：“…”另一方还说：“…”不打不相识，双方客气起来，结为密友。

五·一后，我找到一个替我毕设的枪手，他是清华机电系的学生，毕业多年，没有正式工作，闲散于社会中，但天资聪颖，学习好，尤以英语见长，平日里以替人参加四、六级考试和GRE、托福为生，我在校园广告栏中发现此人刊登的启事：

本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屡获嘉奖，现闲于家中，近来手拮据，生活现危机，为在校毕业生代理毕业设计，收费合理，价格公，望各兄弟院校同仁酌情给予考虑。

我拨打了此人留下的电话，与他讨价还价、互诉困难后，达成协议，他替我在校毕业设计，我除了要安排他的每日宿外，还要付给他1500元酬金，他能够保证我的毕设顺利通过。

毕设的事情落实后，我的心情轻松许多，认为毕业证已唾手可得。于是，我又开始了随心所的生活。

杨虽然离开了学校，但他依然这里，除了经常回来踢球、打架，还会以每周二至三次的频率来找我喝酒。

我和杨又如期来到楼下的羊串摊，老板娘情招呼，问我们吃羊腰还是吃串，我们从麻袋中挑30个串叫老板娘拿去烤。这时走来一个着红衫绿的年轻女伙计，问我们喝什么，我说先来四瓶啤酒，她拎来四瓶啤酒，翻遍上所有衣兜并未找到启，于是将手伸摸索，杨问我：“这们儿嘛呢？”

“找启呢！”

“为什么要把手伸到里找？”

我说：“你不知吗，乡下人穿那带防盗兜的衩，他们往往把认为贵重的东西放到里面，以防被别人拿去。”

杨用牙咬开瓶盖说：“那算了吧，还是我自己来吧，她找到启我也不敢用。”

羊串烤熟前，我们已各自喝完一瓶啤酒，杨的睛始终盯着那个跑来跑去的女伙计，我问她：“是不是想姑娘了？”

杨说：“没有，只是觉得好玩。”

“一个乡下姑娘有什么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