架鼓前，敲了两下镲片。

“你这是什么？”周舟问我。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钥匙砸在上面，响了一声，现在我们是第二次，我要让它响两下，以此类推，看它究竟能响到多少下。”我扔下鼓锤，又回到周舟边。

这件事情得真是多此一举，一年以后，当我和周舟来到这里行事之前，我都要拿着鼓锤敲上好半天，周舟自己坐在床上，用手捂住耳朵，说：“吵死了！”再后来，事情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我用一只手已经无法应付那么多下了，只好两只手番上阵，直到敲的声响符合我们这次的数目。

敲完相应下镲后，我垂下双手，完全没有了力气和兴趣，周舟坐在一旁匪夷所思地瞧着我说：“白敲了吧！”

这个暑假，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忘记自己的份，忘记自己负跨时代的大学生、首都未来建设者的重任，将一切不合实际的和被加于的称谓统统抛至九霄云外，沉浸在自己的喜怒哀乐中。

暑假结束的前几天，乐队暂时停止排练，大家稍作休息，准备迎接下一个苦闷的学期开始。

我和杨决定利用这几天去转转，听说某地有批发打带的商贩，价格合理，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坐上开往那里的火车。

我所说的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并不远，只有二百公里左右，归河北省所属，是一个以贩卖廉价商品著称的小镇，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假冒伪劣商品，其市场混程度引了无数不法商贩来此经营，打带属于非法音像制品，在这里得以盛行亦在情理之中。

火车上的人并不多，杨上了车倒便睡，我也本想睡一会儿，无奈杨在睡觉前嘱咐我说：“第一，看好咱们的东西；第二，盯着儿，别坐过站。”既然杨率先使用了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人可以睡觉的权利，我只好履行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人时刻保持脑清醒的义务，看着杨坐在对面悠然地闭上睛。

我旁坐着一名四十多岁的男，他一上车便主动跟我搭话，我本以为可以此消磨旅途的乏味，可同他聊天实在乏味，他始终在嘘自己去过很多地方，北至承德，南到保定（瞧这几个地方，始终没河北），于是我便将目光转向窗外，不再理他。但这并没有结束他让我更加厌烦的事情，他在受到我的冷落后，竟然自己唱起歌来，毫不顾及我的受，几乎唱遍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所有行歌曲。使得我的心倍受摧残，这绝对是对我意志力的一个大考验。从他嘴中唱的歌曲全是一个调，音在他嘴里仅现在声音的大小上，而且还略带港台腔地把“东言之珠，我的人”唱成“东方滋珠，我爹”给我觉他吃过鸟屎，糊了一嘴。最后，此人在一曲《亚洲雄风》后结束义演，不知是于弹尽粮绝还是因为我这个唯一的听众在忍无可忍下，不再在乎他的自尊，说了一句：“真恶心。”

火车到站，我叫醒杨。走下火车，我们询问了车站的工作人员，返回北京的火车将于下午5钟从此经过，仅此一趟。

我们走车站，前一小片空旷地带停着几辆“的”我们走上前去，问其中一位司机去那座易市场怎么走，这位师傅伸胳膊指着远比划了半天，我们还是不明白，索坐上他的车，随他前往。

司机问我们来此什么，我们告诉了他此行的目的，他说批发打磁带的人不在易市场，买卖全在村中民房行，我们说那就村，于是司机调转车，带着我们向另一个方向驶去。

“的”停在村中的一片民房前，一条黄大狼狗拴在树上冲我们狂吠不止，我们给了司机三块钱，他开着车扬长而去“的”尾“嘟嘟”地冒黑烟。

了村，我们走一个敞开大门的院，一个中年男正光着膀捧着一大碗面条“啼哩吐噜”地吃着，他看见我们，问：“找谁儿？”

我们问：“你知哪儿有批发打带的吗？”

中年男摇摇说：“不知。”

我和杨转离去，他叫住我们：“哎！要大黄吗？

“大黄？”我以为他指的是那条拴在树上的大黄狗。

“就是黄片儿，特清楚。”

“不要。”

我们了院，沿着狭窄的土路继续前行，全村的院门闭着，里面仿佛发生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拐过这条土路，迎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娘，她问我们“你们是啥的？”

“我们想买儿打磁带。”

“你俩跟我来。”大娘在前面引路，我们跟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