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长这个职位非我俩莫属。

向军找到我和杨，行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问是否愿意担任文艺长一职，我们本想婉言谢绝，说能力有限，在群众中没有较威望，况且学习成绩一塌糊涂，无法保证在把系学生文艺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同时自己的成绩不一落千丈，希望老师另选他人，

但无论如何申辩，他仍旧认定我们俩，便只好勉答应下来。后来向军悄悄告诉我们，如果当了学生，考试成绩会受到任课教师的关照，我和杨便对文艺长一职表现**员所有的神…—奋不顾，勇往直前。就这样，在新一届系学生会各长名单公布的时候，我和杨的名字跃然纸上。

新一届学生会成立不久，各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得到了大一、大二学生们的烈回应，但这些活动的本质并非取悦于民，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创收。譬如:举办棋类比赛，凡参加的班级需20元报名费，这些钱除了很少的一分被用来去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些劣制廉价的奖品外，其余多数被主办者据为己有，此举令当时以“人可以打架骂街但一定要诚恳”为人生准则的我和杨对学生会大失所望。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鞋。我和杨决定趟一次河，彻底一次鞋，看看河到底有多，也不枉当一回学生。于是我们写了一份名为《为本系培养文艺人才》的报告，经向军批准后，办了一个吉他班，老师就是我和杨，收费五十元，一共安排八次课程，我们会的只够教八次的，第九次我们都得现学。刚学的新生内心纯洁，思想简单，并不知实际情况怎样，我和杨胡拨了两下，就把他们唬住了，报名踊跃，共收学费一千三百五十元，除去印制教材的费用，还剩一千元左右，课程结束后，我和杨平分了劳动果实。没想到突然有一天，向军让我们将剩余学费上缴，说留作系公共基金用，因为我和杨分成的时候把他忘了，而别的门都及时缴纳了租，可这个钱已经被我们掉了，只好说学费放在宿舍被盗。当时我们班的几个宿舍确实频繁丢东西，经分析，确定是自己人的，大家已基本知是谁，但没有抓到把柄，只等着他现形后，蜂拥而上，暴揍一顿。向军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日后以简学生会为由，将育和文艺合并成文，抹掉我和杨的长职务，命原育长，一个如牦的铅球特长生为文长。

事实证明，当拥有一定职位和可以挥霍的资本的时候，很难不**，连我这时刻以德准则指挥自己行动的人都不免犯错误。知了自己的这个弱，我便发誓以后绝不当官，以免在《焦访谈》和《法制行时》等节目中被曝光，成为“反腐倡廉”活动的反面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