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着“仅供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门负责人参阅”的南斯拉夫老**人德拉斯在铁托的狱中写就的《新阶级》，几乎被我们翻烂。

然而，黎海民很快便把自己的兴趣行了战略转移，转移到各式各样的女人上。

那时我们还很正人君，远远不像后来那样放狼形骸。

我记得那是个五一节，我们一群朋友在餐馆里聚会，黎海民带来了几个打扮得很妖娆的女孩。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和女孩一起喝过酒，但那仅限于我们同样的妹，在我们心中，她们并没有太多异的觉…跟我们穿一样的夹克，一样的洗得发白的学生蓝和国防绿，一样用大碗喝啤酒。这些女孩不一样…她们抹着红，她们穿著跟鞋，上边穿著显示腰肢和的时装，下边则是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而且，每人都是一披肩发。在当年的中国，喇叭和披肩发甚至比西单民主墙还让政府觉得离经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向全世界广播了中国**北京市委员会的一个通告：不准穿喇叭和留披肩发的人市委和市政府大门。接着还向全世界广播了一份什么青年组织的倡议书，号召全青年不穿喇叭不留披肩发，让帝修反的和平演变谋彻底破产。现在的青年人看了我这段描述可能会以为我是在呓语，但我们确实从这样的时代走来。可笑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在最得开放空气之先的广州市，连文艺晚会歌手是站在麦克风前唱还是把麦克风拿在手中唱都成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至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哭笑不得，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站在那儿唱就是无产阶级，而把麦克风拿在手里唱就成了资产阶级？最后他裁定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还是说这几个女孩吧。黎海民安排她们着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边都坐着一个女孩。气氛当然很烈，这些女孩和我们滴滴地说话，会假装生气又随即大笑，会斜着睛看你，一付烟视媚行的样，会撒，会跺着脚喊“讨厌讨厌讨厌！”而这些，我们的妹完全不会。

没有人再谈政治…我们太脆弱了。

当天下午，黎海民同其中一个女孩了。当他炫耀般把这事儿告诉我们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这么迅速？这么简单？这是犯法的呀！

从此，我们都叫他西门大官人。

他得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

自从父亲平反复职，黎海民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乐天派，到都能听到他那哈哈的笑声。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他的上司…广播电台台长的公不知为什么成了刑事犯，他便来找我活动看是不是可以不判刑，劳教几年算了。我老爸当时正分公安，说话当然是有份量的。他也许早在台长面前夸下海，说和我家关系如何如何之类。台长眉开笑，如释重负，赶快把这千斤重担放到了黎海民肩上。

他来跑过几次，但那时的社会风气和现在不能比，没人会为这事讲话，结果台长的公被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天我偶然问起他这件事，他说：“判刑了，十年。他妈的台长都不理我了。”然后哈哈大笑不止。

后来好一阵听不到他的笑声了，便打听，原来他已经借调到北京去了，在中国农民报当编辑。

我那时常到北京跑，因为坐火车不用钱…我们的一位朋友当时在铁路公安局工作，任务是反修特，实施方式是每周两次乘车去北京，在北京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到了边境岸二连浩特再返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