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意见。不过今年情况有变，鲍福跟昭阗分扬镳了，昭阗早早地就提了退伙。

在一张方桌的四边本来正好能容纳兄弟四人，他们发好的誓言，一个都不能少，用他们的话说，这叫“四平八稳”可是今年猛不丁儿的少了一个，这使得气氛一开始显得很冷淡。鲍福锐地发现了这一，他不失时机地把小圣叫来补了这个空缺。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充分：“从今年开始，小圣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你的任务是：倒酒，倒，布菜。”

大家很快便了角。因为昭懿一贯沉默寡言，所以酒桌上说话的人实质上就只有鲍福和昭任两人。前面说过，这两人当面说话，很少有投机之，即使在这难得的除夕之夜也免不了磕磕碰碰。他们之所以能彼此相容，完全靠的是争吵之后的各自回味。今年的情况有些特殊，鲍福了一趟京城，很多新鲜事儿还没有来得及说，看样昭懿和昭任早把说话的主角推给了鲍福。在这个好的夜晚，一边品味着酒佳肴，一边聆听着来自京城的趣事儿，那敢情比看一场大戏都过瘾，他们何乐而不为！

鲍福的故事是从那天踏省城火车站广场时开始的。在火车站的见闻他了艺术地取舍，首先把偶遇彩霞一事隐而不谈，而把跟剪票员磨泡的情节了夸张的渲染。这一场戏，鲍福足足讲了两个小时，而他从火车站到坐上列车也总共费了不到一个小时零五十分钟。

两人听了，的确到新鲜。外面不时地响起鞭炮声，更加突显的节日氛围。大家不由得杯来盏去，气氛非常烈。两人觉得京城的故事还会更彩，于是猛喝一杯酒，用手掌抹抹嘴，继续等待下文。

谁知鲍福刚提到“北京”二字，神就黯淡了：“嗨，还是不提为好。”

“咋啦？”听意正的昭任一看鲍福伤神的样，非常扫兴“北京有啥不好？它总比咱们的省城更好些吧？”

“一言难尽哪。”鲍福独自掉一杯，脸上显一丝少有的苦相。等学智重新倒满了酒，他才继续说：“京城好是好，可它并不是咱们贫下中农去往的地儿啊！这话咱只能关起门来在家里说，要是在外面说人家肯定会笑话咱。说句良心话，我虽然没有见过大世面，但毕竟比一般的群众见识广啊！不瞒两位大哥说，我这次到了北京，兴的事儿一件都没有碰上，烦心的事儿倒是碰了不少。首先，咱走在大街上，甭穿多么整齐，总归都像个乡老。咱不服不行。你瞧人家那说话，多畅，就跟电影上演的似的；可咱呢，一张就苯嘴笨的，跟人家本就搭不上帮。其实这还是小事儿，更重要的是，还是咱的见识浅。这一次我在北京总共住了才一个星期，可是的洋相比我过去三十多年的都多。就说逛大街吧，咱过去哪见过那么多的汽车！这乍一到了京城，一望去，那汽车就跟似的，咱总觉得神不够用。在京的第二天，我刚从旅馆里走来，就发现十字路有那么多的人傻站着。我还以为谁在打架呢，刚要问，就看见那群人呼啦啦地都跑了。后来我才知，他们那是在为汽车让路呢。我第一次公园的时候，看到那么多的老儿、老太太在练武，我就纳闷：他们的动作咋就这么慢呢？就算岁数大了儿，也总不至于跟撒网捕鱼似的吧！后来我听说，他们打的那叫‘太极拳’，想快也快不上去，那是专门为壮设计的。还有一件事儿，我都不好意思说来。过年嘛，大家图个闹，再者也没有当着外人的面说，反正你们俩又不会笑话我。我在旅馆安顿好以后，忽然觉得肚涨得难受，就学着普通话，别别扭扭地问人家服务员：‘请问，茅（即茅厕）在什么地方？’服务员一听，愣了：‘同志，您放心好了，我们这里没有。’我一听，急了：‘没有茅怎么能行呢？那不把人憋坏了吗？’服务员笑了：‘原来您问的是洗手间啊，我还以为您问的是苏联人呢。’我还是整不明白：‘同志，我不洗手，我要解手。’服务员又笑了：‘卫生间就在您的房间里。’我一听傻啦：‘睡觉的地方怎么能当厕所呢？这不是开玩笑吗？’服务员只好把我领到厕所里面，教给我怎么使用，我才算明白过来。你们不知，当时我那脸呀，就跟被人打了一掌似的，要多红有多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