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的地步。西周早期青铜兽面纹应是周人对商人风格的模仿和继承，兽面纹主要反映的是商人的思想观念。武王克商是“小周”克了“大邑商”周人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显然没有好准备，《尚书。大诰》这样描述了周人的样：‘予惟小若涉渊，予惟往求朕攸济’，显现的是一副诚惶诚恐的样。而殷遗民也没有心服服的接受周人的统治，他们时刻等待着叛复辟机会的到来。西周的胜利，是化较低的族征服了化较的族，这就现了较低级化被较级化同化的现象。克思曾说：‘野蛮的征服者，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的明所征服。’此规律表现在商周关系上则为：政治上，周人征服了殷人；化上，殷人同化了周人。这样，周人无疑会向殷人学习先的化。西周早期，殷遗民的大量存在必然对原有化存有一眷恋情结。这在西周早期甚至西周期的青铜上都有反映。此时，周王室的许多工匠都是殷遗民，这样周人在早期的青铜上完全模仿、继承了商人的风格。直到西周期，因政治的稳定和化的成熟，周人的风格才真正现在青铜上。虽然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上的纹饰几无二致，但不能据此认为，此时周人和商人思想观念是一致的。因为从思想的形成到反映思想的的形成要有一定的过程，加之改朝换代，又遭特殊的社会背景，所以西周期的青铜纹饰，才真正反映周人的思想观念。

商代青铜的主纹饰是兽面纹。兽面纹被大量运用于商人的祭祀重上，这无疑反映了商人的思想观念。《吕氏秋》虽最早明确记载了兽面纹，然其对兽面纹意涵的阐释似可商榷。众所周知，《吕氏秋》一书乃吕不韦纠集门客所编，编撰的目的是为即将统一天下的秦王朝服务，可以视为一指导政治运作的书，且该书在吕不韦死后仍有编撰，所以该书的历史真实相对于政治为次。我们在大量考古发现所见到的兽面纹，有首无的只是少数。这也可以证明，在《吕氏秋》编者们所的时代，他们所见到的商代祭祀重已经不多，兽面纹已经退青铜纹饰的主导地位。他们对这纹饰的意涵已经不能明了。所以他们提兽面纹的教化功能，并不能正确地揭示此纹饰所代表的思想内涵。

然则兽面纹究竟代表了商人怎样的思想？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在研究国商周青铜上的兽面纹时，认为兽面纹饰是河姆渡化的太神。这个太神的形象是‘一对背靠背的鸟的后面有一个带光芒的圆，从圆上伸一个三尖形，其还有纵向的细线’和‘颈的一对鸟仰向上，在颈的上有镶有同心圆的圆形，圆的上半突有火焰状的东西。加画放状的线形火焰的圆形无疑是天，此外三尖形或向一方收敛的东西则是日蚀时所见之光’‘因而，在整上可以看成是一对鸟所支撑着的太神的图像。’林氏把商周时期的兽面纹同史前社会的纹饰相比较研究，应该说在方法上是可取的，但其认为兽面纹饰是河姆渡化的太神，在考古发掘与古代献都找不实的证据。我们还应从早期的献记载寻找答案，《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王孙满的一段话：‘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贡金九牧，铸鼎象，百而为之备，使民知神。故民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与上下，以成天休。’这是献较早有关青铜纹饰意涵的记载。几乎所有研究青铜纹饰的学者都曾引用，但理解却并非相同，甚至大相径。究其原因是在于对化背景的认识不同。张光直在他的《商周神话与术所见人与动关系之演变》说：‘在商周之早期，神话的动的功能，发挥了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的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在当时显然用于祖先崇拜的仪式，而且与死后去参加祖先的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上之铸刻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的动纹饰纹，勿宁说是很不难理解的现象’之后张氏又与现代萨满教结合，得‘萨满通灵说’。此说影响范围涉及到考古、历史、艺术等各个领域，赞同者众多。然其结论仍不能令人满意，已有学者对其行了商榷。俞伟超先生认为：供奉了‘百’，便能抵御鬼怪的侵扰，使得‘魑魅魍魉，莫能逢之’。那么夏鼎上的图像应是驱散‘魑魅魍魉’的诸神，三代铜上可见的神化动形象，当然就是神灵的象征。在以上众说，我们基本同意俞先生的看法。对王孙满的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鼎上所铸之，如何会使民知神？如何使民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如何能协与上下，以成天休？如果我们照原始思维的方式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