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证据，你们才在那场浩大的冤狱中得以幸免。这几年，他吃了多少苦是可以想见的，但他却从来没有诉过苦。这忍辱负重的格，也许是使你至今不能完全了解他的一个原因。但是，他的正直；他的善良；他对别人的情和坦；他对生活的严肃和乐观；他对事业的使命和责任；难都没有使你为有这样一个人而到过一儿自豪和满足吗？这一切闪光的品质在顺逆荣辱之中保持得那么顽，顽得成了一本，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觉得他可信和可靠。我想你不应该是无动于衷的，你应当是看到了的，因为你最亲近他。

请你原谅我吧，我过他。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从来没有过我，因为他已经了你。

友谊可以分享，情必须独占。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使他幸福的家环境，多么希望你能好好地待他。你能吧？

我是你的朋友，请别怪我多这个嘴。

严君

她扑在桌上，无声地痛哭起来，她的泪和严君的泪重叠在那封信上，透纸背。她糊涂、她羞耻、她悔恨！她不他！她终于在泪中决定了自己的路。

她决定了！

三天以后，学生们开始放寒假，在那张贴在教学大楼门前的光荣榜上，她成为法律系第一个要求去分校草创的志愿者，并且主动要求参加了去分校打前站的先遣组。她决心要去吃苦，要一个尚的人、一个自的人；她决心抛弃庸俗，挣脱自私和冷漠的小圈，真心实意地为他人、为事业而生活，在忘我中找到新的寄托。只有这样，她才能他！

她默默地收拾着行装，一切都没有告诉母亲。如果母亲对她的去留无所谓，那她也无所谓；如果母亲到伤心或者生气，那就随她去。她甚至会到了一儿恶毒的报复！

先遣组不用带行李，她仍然像搬家似的装了满满两大手提包东西。她想好了，这个节她要一个人在外面过。

在走的前两天，她给周志明写了一封信。她曾经一遍又一遍地思考、梳理着那些渴望对他倾吐的话语，但是最终拿起笔的时候，却是极短极短的几句：

志明：

我对不起你。

我要走了，到分校去。后天早上坐十六次慢车走，再见。

信发以后，她一直没敢离开家，估计着他见到信便会来找她。她在家等了整整一天，然而他却没有来。

早上，天刚亮，外面下了雪。她提着手提包走自己的卧房，在走廊里恰巧和从厨房里走来的母亲打了照面。

母亲显然是刚刚起床，还穿着睡和棉拖鞋，棉袄披在肩上，手里端着一只盛满的玻璃杯。看着她行装齐备的样，惊愕地瞪起了两。

“妈，我要去分校了，坐今天早上的火车走。”

母亲明白了，握着的手拼命抖起来，气得一句话也说不来。她看着母亲苍白的、有些睡的脸，心一下了，万端一齐堆积在心，泪忽地下来。

“妈，你和爸爸，自己多注意啊。”

“我，我还是你妈吗？你要走，还跟我说什么？还说什么！你可以一仰脸就走嘛，你可以不认你这个妈妈，你从来没把我当作你妈妈！”母亲疯了似的，哆嗦着叫喊起来。

母亲的叫喊，使她的心又起来，怨气和委屈、不满和忿恨全都凝结在尖。她只吐两个字：

“再见！”

她提着提包，从母亲边走过，走大门。听见玻璃杯掉在地上碎裂的声音，她没有回。

火车站里人很多。正是节前铁路联运的xdx时期。坐这趟车探亲和放假回家的人拥挤不堪。站台上泥雪狼藉，到堆着一堆堆的箱和行李，拉东西的电瓶车声鸣着汽喇叭，技术超地在人堆中绕来绕去。她的手提包被两个男同学帮忙拿到车上去了，她没有上车，心情张地向检票企望着。她在那封信上是写了车次和时间的，虽然没有要求他来，但她固执地咬住内心里的那个确信——他会来的，会来的。

“施肖萌，快上车吧，座位快占不住啦，你等什么人吗？”先遣组的老师在车厢门大声招呼着。

她盯住检票，仿佛一个蹲在黑里的人盯着的一线光亮一样，已经没有什么人站了。一个检票员在栅栏上挂起了“停止检票”的牌，她心里格登一沉，那牌像一面大盖，把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