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把杀人罪推给平吉，来混淆搜查工作的行。因此选中一枝的房为藏尸之所，于是又杀了一枝。

可是，凶手为何要杀害无辜的一枝呢？其实并无证据可证明一枝并非平吉命案的共犯。若是说昌是主谋，决定唆使女孩们杀了丈夫，那么不把自己的计划告诉长女一枝似乎有不自然。这么一想，对凶手而言，杀害一枝也成为复仇的一分，真可谓“一石二鸟”之计！

由于我被迫成为凶手的共犯，并担任弃尸工作，所以知犯人本不需要驾照。于是便大胆地假设对方是女人。当我以为自己受命于秘密机关，为了弃尸而疲于奔命，但就算我遭到挫折，瞒着他把应该丢在秋田的尸随便扔在福岛，犯人应该也不会在意的！因为万一我被警方逮捕，唯一的证据也只有那封信罢了。一想到弃尸时的辛苦，我就决定与凶手誓不两立。

总之，我知的事实比别人多，因而也比一般人了解事实的真相，所以才能得到前述的推论。

不过，这个推论也碰到一堵墙。那就是一枝。一枝可能也参与杀害平吉的行动，据前面的想法，阿桑德及一枝的命案，都是凶手的复仇行动。那么，一枝为何要勾引我，使我卷其中呢？我只能认为那是故意设计陷害我。至于陷害我的理由，就是要我帮助凶手弃尸。那么，一枝岂不是也加复仇的行动了吗？

这是个极大的矛盾。不过，这个矛盾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矛盾。要是一枝没死，对我就不构成威胁。那么，一枝应该早就知自己未来的命运，她究竟为了谁，而如此大的牺牲呢？

至于凶手究竟是谁？这当然是个大问题。照某些人的判断，杀害平吉的凶手是昌和六名少女。不过，是谁为了平吉，而如此大费周章地行复仇计划，再驱使我将尸运到全国各地呢？若只是基于同情的心理，可能费那么大的劲吗？是多惠？吉男？还是文？如果是他们，怎会连亲生女儿都不放过？抑或是安江？还是平太郎？直接关系人只有这几个，而决定他们是否有嫌疑的，就是三月三十一日那天夜里。由于不知详细的时间，所以把时间延长为下午三到半夜十二，但是，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几乎都有不在场证明。

这五个人可以分为两组男女和一个女人。由于画廊十多才打烊，安江与平太郎母打烊之前都在画廊里，当然会有很多证人。而打烊后也还有熟客逗留到近十二，他们都证实安江母从未离开过半小时以上。

其次是吉男夫妇。那天正好有个田编辑来梅泽家和吉男洽谈公事。由于三十一日是星期二，并没打算留宿，所以田六多到吉男家，直到十一多才离去。而吉男自中午起，就一直和由共同行动。所以。吉男夫妇也没有嫌疑。

至于多惠嘛，她一直在香烟店，到晚上七半左右，她才把店门半掩，窗也半开，仍然继续生意。十前，还有两、三个客人上门买烟，邻居都可以为她作证。多惠完全关上窗就寝是十过后。虽然六名少女遇害的地尚未确定，但是，一个四十八岁的中年妇人，要走到保谷车站，再搭电车到上野，至少要两小时以上的时间。所以可以判断地的不在场证明确实属实。

另外要加以补充的，是昌的不在场证明。她于四月一日上午八四十七分，坐上由会津若松开的火车。她的家人都里异同声说她前一天整天都待在娘家。

关于那七个间接关系者，若只以阿索德命案而言，则柿木的里、绪方、石桥都有不在场证明。安川没有不在场证明。梅迪西的德田、安各由妻证实其不在场。山田夭妇则和另外四、五位艺术家在梅迪西逗留到十一左右。从银座到上野要一个小时。七人之中最可疑的就属安川了，他和平吉在柿木见过两次面，在工厂见过一次。

绪方和平吉大约往了一年，相当清楚安川与平吉见面的时间。第一次在工厂见面时是昭和十年九月，其后的两次则都在十二月。其间他们并未碰面，关于这，里和绪方都加以证实。此外，自昭和十一年正月起，平吉就再也没去过柿木了。

如果说凶手是安川，那么包括十二月在内，他们两人共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秘密地行计划。不过这也不太可能，因为安川住在离工厂约十分钟路程的员工宿舍，据理员及同事说，安川平日除了工厂与宿舍之外，最多只是到外面喝两杯，而且大都和同事一起。包括星期日在内，从十二月到三月底为止，总共只有四次外时不曾向同事透行踪。其中一次是三月三十日，但当晚十一前就回来了。据他说是去看电影。换句话说，剩下的三次是有可能和平吉在一起，但是没有人知他们的情究竟有多。

由于安川从事的是制造人偶模特儿的工作，或许会对创造阿索德之事到兴趣；因此，就算是他杀了那六名少女，为了避人耳目，也有必要另觅制作阿索德的场地。然而，安川在事件发生后一直待在宿舍，就算他有时间制作阿索德，也找不到制作阿索德的场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