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官方禁令，仍建造海船行海上商贸活动。船型大小不同，有大洋船、鸟艚船、小洋船之称。

嘉靖九年（1530年），惠安县海洋捕捞有拖网、刺网、小围缯、拖钓网船等19作业技术。

明末，郑芝龙、郑成功父相继在南安石井建立造船坊，营造军、商两用船，年造三五艘，修数十艘。其海商集团的船队，从日本引“旱针”指南定位。（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郑芝龙、郑成功》）

结构法的造船顺序

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受欧洲近代建造木船顺序工艺的影响，开始采用“结构法”造船顺序。即先定龙骨，次安装肋骨及框架结构，再附上船侧板，最后钉船底板。

据《使琉球录》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使臣夏记载：“舟急（“舟急”合一字）居其底，为船之主。凡两舟参（“舟参”合一字）榛、龙膀、龙骨、通梁参错钤束，皆附舟急（“舟急”合一字）以起架。”

舟急（“舟急”合一字）指船底中央纵向木，有时专指中段龙骨，到清朝才改称龙骨或舟参（“舟参”合一字）。两舟参（“舟参”合一字）指首尾两段龙骨。龙膀可能指龙骨翼板，是否包括整个船底板还不清楚。文中所称的龙骨，在清朝一般改称肋骨、曲手或曲手板。通梁指船的框架结构。

造船顺序从宋代的“船壳法”到明代的“结构法”的变化，现造船首先应考虑船的整结构的牢固。至于贴钉船底板、舷侧板则在其次。这是制作技术上一大步。尤其是在船形趋向大型化的情况下，更加适宜。

抗倭战船

嘉靖（1522—1566年）、万历（1573—1619年）间，沿海抗倭斗争需要，经常修造战船。

《崇武所城志》载：“为防倭寇之害，每十百设官船十只，快船二只，各编字号。在西门外西港边打造。今人呼其地为船场下。”

当时的抗倭名将、泉州人俞大猷（1509—1580年）曾亲自督造各大小战船。对各船型、能、施工用料等，在他所著的《洗海近事》中都有记述。（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俞大猷》）

《洗海近事》称：当时战船有六号，一、二号名福船，三号曰哨船，四号曰冬船，五号曰鸟船，六号曰快船。

福船势力雄大，便于冲犁海狼，底尖上阔，首昂尾，吃一、二丈，舵楼三重，帆桅三，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炮床，是战船中的主力。

冬船又称还沧船，吃七、八尺，风小亦可动，便于攻战追击。

鸟船小而，船长直，设有帆桅，两舷各加二橹，帆橹并用，船行上，有如飞鸟。

快船有又开狼船、赶舟曾（“舟曾”合一字）船，比鸟船更尖锐，吃三、四尺，四桨一橹，坐三、五十人，快速，能狎风狼，便于哨探或捞首级。

又据《明会要》载：“大福船客百人，底尖上阔，舵楼三重，可顺风行，不能岸泊。”“乌舟曾（“舟曾”合一字）艚闽制，耐风涛，且御火战。”

当时俞家军抗倭，转战福建、江浙一带沿海，有时要河港汊，有时要追击残寇于外海，故战船须大小不等，吃浅不一。能各异的不同船型的船只，组成一支“混合舰队”，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克敌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