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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为了守住这几座堡垒，还有掌大小的一块地，代价却是四海然、中原大，百姓不堪重负、揭竿而起，边军断饷绝粮、纷纷哗变，无数寇横行陕西、山西、甘肃、河南各省，搅得全国动不宁。

所以，自从戚继光平定倭寇，海疆恢复平静之后，就不断有人在朝堂上提议将漕运改为海运，减轻整个江南的负担。但这一切倡议最终都是石沉大海——上千里的运河漕运，近百万人牵扯其中，每年有几千万石粮可供分，就是几千万两的银。面对如此大而稳定的收益，有谁愿意去改变？又有谁敢碰？

结果从明朝一直拖到清朝，哪怕蒸汽船和铁路火车都现了，因为牵扯到太多人的利益，漕运依然还是老样不变。最后到了二十世纪初，因为大运河北段实在是淤得本不能行船，而刚刚闹过庚义和团之、签署辛丑条约赔了列四万万五千万两白银的清廷，又无论如何也拿不治河经费了，只得不顾一众官吏们的幽怨神，毅然废止了漕运——丢了饭碗的漕帮从此变成了青帮，有的改行去闯上海滩，有的去投靠孙中山成了革命党。在日后的辛亥革命之中，这些下岗纤夫还对推翻清王朝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唉，哪怕是内阁重臣，对辽事的见识恐怕也不过如此了。想不到这髡贼也是如此上心啊！”放下手中的《战争史研究》，福建巡抚邹维琏忍不住喟然长叹“…可纵然看透了，又能如何呢？”

于是，江南的有识之士就在心想，既然漕运从南到北几千里，漕船、漕丁、沿途官府、各规费盘剥层层剥，开支怎么也节省不下去，而且都得摊在江南人的上。那么为何不釜底薪，索不走运河，改走海路呢？要知，海船的运量远大于漕船，帆船的速度也远快于人力拉纤的漕运，如果能改漕运为海运，那么运输成本和沿途耗费肯定会大大减少，江南百姓的负担也就会大大减少，造福民生，善莫大焉。

嗯，多少有一这个方面的原因，但绝不是最主要的。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有很多人看不得朝廷省钱！

同理，孙承宗阁老的堡垒战术，不仅每年费五百万两银，全国赋税投去都不够，而且一旦真打起来，攻也攻不动，守也守不住。所谓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不过是全二十多座堡垒，被后金军扫得只剩最多四五座，大量的钱粮资和人员都被掳走资敌，只是有几座特别固的堡垒没有被攻破而已。

举一个更加显著的类似例来说吧，自从大明迁都北京以来，北京的粮供应，就仰赖于大运河上的漕运。但问题是，一条运河从南到北，从地方到中枢，从漕丁运兵到尚书、内阁大佬，不知多少人在这上面分，每年规定从江南往北京运粮八百万石，沿途各莫名其妙的耗费却近三千万石，还有那修缮运河、维护闸的销，当真是每年都要把泼天一般的金银掏去，压得江南百姓不过气来。

哪怕江南的东林党掌控了明末朝政，但他们背后的金主乃是江南的缙绅富商集团，而不是江南的小民农，漕运对江南百姓盘剥血得再狠，对于擅长偷税漏税的他们也影响不大，自然没有什么改变的动力。

可是，既然财政已经如此不堪重负，朝廷为何还不改弦更张，重新起复前任督师王在晋，使用他的固守山海关之策，以此来节约开支？难是没有哪位内阁要员愿意承担丢弃关外锦州、宁远各城的罪责？

——作为明末朝廷之中少有的能臣，邹维琏当然知孙承宗这堡垒战术的弊端，而朝廷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同样早就对此颇有非议——其实也不需要怎样的远见卓识，只要看着每年被辽西堡垒群和关宁军吞噬的几百万两银，还有连年赤字的账簿，百官群臣就都知：国家实在撑不起这样的耗费了。

只要稍微比较一下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