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牙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联合倭寇、雇佣南洋土著跟大明先后打了几次，都被大明打得满地找牙，垄断东方丝绸和瓷贸易的计划更是彻底成了空想。那些倭寇好歹还是黄人，其中不少本就是中国海商，所以在打了败仗之后只有换衣服再换个发型，大概就能躲过去。可牙人的貌特征跟中国人相差太大，想要躲都没法躲过去——当时明朝的官方政策是“凡遇佛郎机人皆杀之”！

看着坑蒙拐骗骗不过，武装侵打不过，在中国接连碰的牙人，终于脑开了窍，彻底放弃了武力征服中国的狂想——1553年，一支牙船队停泊在广东香山县沿海，谎称自己是东南亚国家京的“贡使”，请求借用一块地曝晒船上的货。同时拿大笔白银贿赂了广东海副使汪柏等人，最终靠着中国贪官的欺上瞒下，牙人才得以窃据澳门——当时还是一座荒凉的小渔村

虽然从此澳门有了牙人，但澳门在明朝并不算是割地，严格的讲，只能算是一个允许外国人居住的经济特区。明朝在澳门一直设立着税卡和官署，每年凡是往来货易，皆要向市舶司缴纳赋税，否则就将罚款扣船，为了获得在澳门居住的权力，牙人每年还要支付大笔租金——大上类似于后世海外中国人聚居的唐人街和中国城，或者更古老的唐宋时代，广州和泉州那些聚居着阿拉伯商人的“藩坊”

当然，在盘踞澳门之后，牙人也不是一直就那么老实。事实上，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在澳门修筑堡垒和炮台，拖欠租金，尝试挑衅大明朝廷的底线。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牙人在澳门新落成的天主教堂上，居然挂起了“圣母踏龙”的塑像。意在把中国踩在脚下。结果彻底激怒了广州官府，当时明朝的两广总兵、抗倭名将俞大猷更是拳掌，企图再立新功，一举将当地牙人剿灭。

澳门的牙人闻讯之后，顿时吓坏了——在屡屡碰之后，他们已经知大明朝不好惹，于是赶连忙求见明朝广东海副使莫吉亨，又是诚心悔罪，又拿大笔金银孝敬地方官员，不但了补缴往年拖欠的租金，还主动提了之后每年缴纳的租金。至于那座惹的“圣母踏龙”的塑像，也被牙人主动捣毁。此事平息之后，明朝官府警告牙人，如果他们在澳门再有违法行为，将以“连坐法”论。

从此以后，牙人对明朝历任的两广总督都格外乖巧，每年都不忘送上大笔孝敬的金银。至于缴纳给香山县的地租、火耗和各类加派，也不敢拖欠。而另一方面，本着无为而治的宗旨，只要没有闹人命官司，老老实实地足额缴纳租金赋税和例行“孝敬”，接下来的历任广东地方官也都对牙人不怎么在意。

虽然睁一只闭一只允许了牙人的定居，但在主权问题上，明朝官府却没有任何让步，尽牙人早就在澳门设立总署，派驻官吏，各路海盗也在澳门有代理人活动。但从法理上说，澳门这地方一直还是于大明的法律辖之下的，若是官府一纸缉拿文书过来，牙总督必须要遵命捕拿移送，若是香山县令是个项令，搞不好还会亲自带人城抓捕。就算是总督也没法庇护。

相比之下，晚清时代被行租借去的香港、胶州湾、旅顺，还有各大城市内的外国租界，说是租用，其实是占，各国洋人们可都没有向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缴纳过半钱的地租。

直到鸦片战争后，澳门的牙人才逐渐胆大起来，先是赖掉租金不，然后又驱逐清朝在澳门设立的官署和驻扎的军队，最终迫清政府于1887年签订《中会议早约》和《中友好通商协定》，正式确定了澳门是牙领土——所以，历史上中国丢失澳门的罪责，也应由满清政府来承担。

言归正传，在明朝的时候，澳门的牙人还没有近代那帝国主义列的嚣张气焰，倒是谨小慎微得好似小媳妇——以他们在澳门的军事实力，确实是足以扫防务空虚的周边数县，甚至挥师珠江，炮击广州…但这除了导致商路断绝之外，又能有什么意义？他们是来生意求财的，不是来烧钱打仗当征服者的。如今的牙人早已明白，以他们在东方的可怜兵力，想要征服中国本就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