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皇帝拨发内帑一样，洛文武也是自己一不，一心指望着福王能够忠君国、慷慨解——先是洛知府和总兵去福王府上门劝捐，未果之后，又请当时隐居洛的前兵尚书吕维祺多次福王府，劝朱常洵开府库赈济饥民、犒赏军士。可惜据说当时福王嗜财如命，本不听。最终导致守军因怨生恨，只战斗了一天就倒戈哗变，向李自成献城投降，洛遂陷。

李自成攻破洛之后，逮着了逃跑失败的福王，便命令手下人把这个三百斤重的王爷给绑起来，剥光洗净，又从福王府的园来几梅鹿宰杀，与福王一起丢一只大鼎里共煮成糜，名为“福禄宴”，供将士们共享——从此，福王朱常洵就成了文人们诛笔伐的笑柄，好像洛陷落都是他的罪过一样。

可当时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洛之战爆发前夕，福王虽然一开始确实是推脱着不肯钱，但在前兵尚书吕维祺的再三劝说之下，最终还是捐献了三万两银。再加上洛城内其它士绅的捐献，最后总算是凑到了五万两白银，一千石粮米。在这批钱粮送来之时，洛的守城官兵当即就声雷动、士气大振。

可问题是，即使是在这等兵危战凶之时，洛文武依然没忘了漂没钱粮，甚至克扣得比平时还要凶狠——五万两银刚刚到手，洛分巡王胤昌便留下了一万两，王绍禹总兵也克扣了一万两，洛知府冯大人吞了八千两，洛推官卫大人拿了三千两…一番七折八扣下来，发到守城的四千多官兵手里时，账目上的五万两银已经只剩八千两，几个小军官又合谋吞了五千两，最后每个官兵只分到了区区几钱银！

偏偏之前官府募集到五万两银的事情，全官兵早已知晓，都地等着这笔空前大犒赏呢。此时一看，即使已经是寇兵临城下的要命关，诸位上司们依然这般苛待自己，于是一起一落的大落差之下，自然是气得人人大骂，满肚怨气。接着，各路守军还因为各营银两分不均，而在城墙上为抢银爆发内讧，乃至于动刀死了人。李自成趁机挥师猛攻，守军自然是投降的投降、溃逃的溃逃了…

——或许，那位福王朱常洵一开始之所以不肯钱，恐怕就是因为知以洛这帮昏官的作死秉，即使给了他们再多的银两，即使刀已经架到了脖上，也只会拿去中饱私，照样不肯在战事之上吧！

不过，崇祯年间的大明公务员阶层，固然是充斥着无数的作死手，但是再下面的缙绅土豪，其实也同样非常擅长以各姿势来作死。比如同样在寇横行河南的时候，有一次某个县城即将被农民军围攻，城中某缙绅预先得知风声，在城内囤积了不少粮，预备在围城开始之后坐地起价，通过贩卖天价粮来大赚一笔…谁知等到围城战开始之后，却被县令的一纸公文封了粮栈，把他的存粮都运到了衙门里去。

该缙绅闻讯，在气急败坏之下，居然趁着农民军攻城正急，县令被迫带上全兵丁到城应付战事的时候，悍然发动家丁纵火攻打县衙，企图夺回粮。可当时守军本来就已经在农民军的攻之下，左支右绌、摇摇坠，一看到背后火起，当即士气瓦解，兵溃城破…结果这位缙绅才从衙门里夺回粮不到一个时辰，县城就落农民军之手，他举家都被农民军杀尽，那些粮自然也都被寇目给笑纳了…

由此可见，面对这样一帮从上到下都衷于作死的朝臣和士绅，崇祯皇帝的境该有多么悲了。即使他想要改变这状况，朝臣也未必会合——别以为那帮节无底线的文臣只会作死，不会弑君啊！

总的来说，崇祯年间的大明帝国统治阶层，上到内阁重臣，下到乡野缙绅，多半都是超一的作死运动狂好者，是把作死这事情玩了技巧、玩了样，一直玩到了匪夷所思、丧心病狂的超凡境界——否则也不会把偌大一个资源丰富、工商兴盛的超级大帝国，给一气搞这般扑街的悲惨命运。

当然，这固然是大明王朝的不幸，是中华百姓的浩劫，但也是各路野心家中的机会——遗憾的是，在这个被各路穿越者穿成了筛的时空，企图争夺大明王朝遗产的竞争者，似乎实在是太多了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