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理！”忽必烈，赞同董文柄的分析。如果没有北方的叛，他当然可以调集全人，把江南各地屠成牧场。但此时，面对北方海都等人大的压力，一个稳定的江南作为后方，显然比一个四野无人的江南对朝廷更有利些。至少，大都等地的粮，每年还必须从江南征集。在蒙古贵族中，江南的白米，显然比北方的黍（蒙古品，蒙古炒米的主要原料），咀嚼起来味更佳。

“所以，万岁可令那些失地民，各归故里。着地方官给其田。给其。凡军将校及故宋贪官，有趁社稷替之机渔夺百姓田庐、产业者，着各省官员将掠夺之，归还原主。凡居民开荒自养者或小本行商，其田租、商税，酌情减免。茶、盐、酒、醋、金、银、铁冶、竹货等课程，从实办之，不得随意征收。凡故宋繁冗科差，圣节上供等名目样，悉除免之…”

董文柄的语调缓和而郑重，提到治国之策，他上又恢复了平日里那无人能比的自信。“故宋朝廷捐税少，但各地官员私下名目甚多。陛下减免之，百姓自然念大元，而忘大宋。而江南之地，雨过多。适于农渔，而不适于牧。此时江南百姓，十仅剩其一。陛下鼓励其开荒，授其田产，每人料可得地数十亩。此乃平百姓毕生所望也，得其地，必忘其主。如此，数载之后，谁还知大宋乎。文贼收买人心之策，亦随之败。天下必可大定！”

在董文柄的记忆里，大元朝的确在江南征服之地，曾经试行过一段类似的善政。但不久就随着消灭残宋势力目的达到，而废弃不理。而现在，为了从政治上与文天祥较量，必须重提这些怀柔之策。董文柄从传于民间的报纸和坊间巷里的言中，锐地觉到了文天祥在福建所行的新政给破虏军带来的好。对付福建新政的办法，怀柔好于打压。大元朝疆域广，本钱足。跟破虏军比收买人心，轻易不会输掉。况且这么，还会在百姓中，为自己这些投靠了北元的儒者留下民之名。百年之后，论及是非功过，至少自己的举动可以说附合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古训。（酒徒注：纵观忽必烈一朝，随着蒙古、汉、目三方势力的角逐，政策变化很大。同常是一边下旨减税，一边将税务“承包”给目人，任其狂敛。矛盾甚多，笑话亦甚多。）

“此外，臣请陛下，尽早订立江南诸官俸禄和蒙古、探赤、新附军军饷，使文武百官所取皆有凭依。不可在民间随意搜刮！”除了对百姓行安抚外，董文柄还建议对官员行为行约束，并完善各地的官员俸禄。在他里，刘和达等人鱼百姓，最大的原因还是大元自立国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完整的俸禄标准造成的。蒙古人不知俸禄之说，开始，百官的俸禄全凭对民间的掠夺和皇帝赏赐。至元七年，长江以北地区的官吏和转运使的官俸才定下来，但阿合麾下为国理财者，却不遵从这制度。而是从上给国库的收益中行提成。江南等地官员的薪俸制度更，完全是谁抢到算谁的。既然朝廷不禁止抢劫，军官和士兵自是放开了手去抢。谁对百姓客气了谁是傻瓜。（酒徒注：文中时间为至元十六年，据元史记载，至元十八年，新附军开始有军饷。至元二十二年，蒙元全国才有了统一的俸禄标准）

“此事可以从长计议，这是文策，那武策呢？”忽必烈，郑重地问。董文柄的建议，不可谓不善。忽必烈能看来，这个策略完全于公心。如果此策真的执行，恐怕那些趁火打劫的南宋降官，要把董文柄视为中钉，中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