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灯，一日一夜，端坐不动。在这样的狂下，那时的僧尼众、庙宇寺院也是远多于现在，而且那时的僧尼还享有很多的特权。然而盛极必反，宗教也一样。

北魏太武皇帝之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他还听信宰相崔浩的劝谏，改信寇谦之的天师，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翌年，卢的胡人盖吴在杏城起义，有众十余万人。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一步推行苛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又北周武帝天和二年，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也。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生，终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权臣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儒三教的问题。这一次“帝升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教为次，佛教为后”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而另一些明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诚可怪。”

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武帝不怕死后下地狱的威胁，于建德三年五月十五日，正式下诏“断佛、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士，并令还民。并禁诸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一时间，北周境内“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四万，迫三百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动，成绩可观，这一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国富民之上策”

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实的基础。

灭佛有统治者政治上的需要，也有佛教发展过剩，佛教徒骄奢的必然结果，杜睿说这番话来，就是为了给玄奘法师提个醒，毕竟在原本的历史上，还有过唐武宗灭佛的故事。

一个宗教派系如果发展到危及统治者地位的时候，他们也就自然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被诛灭，而销往，也称得上是佛家的因果报应。

杜睿之所以兴起与玄奘商讨，改良佛教，主要就是因为，虽然不喜佛教对人民思想的禁锢，但却毕竟是一文化财富，杜睿不忍心看其发展成为畸形的模样，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就是，佛教如果利用好了，或许也能成为稳定社会的一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