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结果杨勇、李建成、李承乾无一例外地全都被废被杀。假如到宗朝他还活着，假如作者是李治，是说什么都不敢让他再去教育太了，有时候命运这个东西还真是不服不行）

贞观五年，李承乾十二岁，礼官员上书，认为应该在二月份为皇太行冠礼。皇帝李世民因为二月份是农忙时节，怕扰了农时，命令改为十月。

贞观六年，李承乾十三岁，十月份李世民外巡视回京后，到大安当孝，服侍太上皇一天，最后又要亲自给父亲扶辇，李渊不准，命令孙儿承乾代替。

从字面上看，这时候的李承乾应该还是聪明又听话的好少年。然而到了贞观七年，就传了李世民听说承乾“好嬉戏，颇亏礼法”的消息，于是赏赐东官员于志宁、孔颖达，要他们对皇太加规划和劝谏，并说了“我十八岁尚在民间，知民间疾苦，即位以来尤有过失，皇太生于不明世事，不犯错才怪”这样一针见血的话，这比那些将太变坏归于他的“天”“天意”的说法可要明多了！

嬉戏归嬉戏，到了贞观九年李渊驾崩的时候，守丧的李世民还是很信任的让十六岁的承乾代他理政务。发现这孩得不错后，以后又多次让他监国。猜想一下，这段时间就是史书上说的“及长，好声，慢游无度，然惧太宗知之，不敢见其迹。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退朝后，便与群小亵狎。臣或谏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敛容，引咎自责。枢机辨给，智足饰非，群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为明而莫之察也。”那个时期吧？可是如果他真的只凭这小聪明，小伎俩，在皇帝，大臣中骗来个好印象倒不难，要借此理繁难政务，而且理得相当不错，似乎就办不到了。

其实当初看到史书上的那些话时，杜睿是差一儿笑来，不禁有些叹，李承乾这孩还真不是一般的聪明伶俐呢！想想那些白胡老卯足了力气要谏，结果刚打个照面，人家李承乾自己就痛心疾首地自责自艾，引经据典成章，如长江之滔滔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听到最后那些老们一句想好的话都说不来，只能嗑拜答还要劝谏太殿下想开儿，过去的就过去算了，别背上太重的心理包袱，真不愧是太宗皇帝和长孙皇后的儿啊！

李承乾一生事迹，他那些“过恶”，真的大多都只是私人品德问题，前期尤其如此，比如奢侈、贪玩、搞同恋等，其实都不是什么不可救药的大病。

据说，孩故意捣淘气的一原因就是，他们希望借此来引父母更多的注意力和，然而李世民对待儿上这些缺的办法，似乎有儿太转弯抹角了些。他当然是当面训斥过儿这些事的，但他的主要办法，是重赏规劝太的官员，希望借“外人”去纠正自己儿的行为，甚至，希望那些人来向自己打小报告。李承乾听到这事后的反应是很激烈的，新唐书上说“臣若孔颖达、令狐德棻、于志宁、张玄素、赵弘智、王仁表、崔知机等皆天下选，每规争承乾，帝必厚赐金帛，以厉其心。承乾慠不悛，往往遣人图害之。”

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我就要跟父亲对着”的表现，那时候李承乾已经十**岁了，似乎不好只用“青叛逆期”这个理由来解释这行为，要杜睿来看的话，更象是潜意识里没达到目的而爆来的失望情绪大发。

所有人的青少年时代都曾经历过这与父母对立的情绪，但绝大多数人都能安然度过无后患，因为一般人能力有限，束缚多多，就算有什么过激的念，也无力去实现。可拜那个血统至上的**制度所赐“皇”或者“贵族弟”这怪，却偏偏在冲动的少年时代就能不劳而获地掌握很大权力，也就是伤害别人的能力，所以要制止他们去蠢事，可比一般人教育孩困难得多。特别是，如果天底下唯一能够真正克制住他们手中权力的人，他们的父亲，不亲面，用自己的权威打压他们的冲动，反而希望假手于地位低下的别人，那么在二世祖们看来，用手中权力打击这些直接迫害自己的“别人”，就是风险小、途径容易、后果不严重、又能借以愤的好买卖了。

于是太宗父在你来我往的拉锯中，双方的火药味渐，而嗅觉灵的李泰及时凑上来，弥补了太宗皇帝对于长的失望情绪，简单的说，太宗皇帝当时的想法就可以被归结为：反正我儿多，你承乾不听话不争气，我还有别的儿，你倒是试着再找个爹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