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勋的资将帅，得力下的刻意分化，遍地新封的节镇军州，以及互不统属的人为混。

其中郭仪的朔方军实力最大，因此是被分化的次数最多，最严重的，如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宿将，都是在朝廷的扶持下，从其帐下自立门分来。

而崔圆地山南军，虽然是自老皇帝的诰命。但西北朝廷借着长安兵败为由，又扶持起一个南鲁灵。与之分抗礼。

而河北四拄臣之首地河北采访置使颜真卿就更典型了，虽然来、贺兰明都是他一手提的后。但是稍微闯些名气后，朝廷就通过分封、转任、新置军镇等手段，让他们脱离了隶属上关系。

还有李嗣业地河西军，作为最靠近行在的一只大军，长安一败，虽然河西兵未受大损，但是他的亲信骨都被拆分，以提为名朝廷任事。本人也被派去协助太襄赞军事，实际脱离了直接的军权。

而作为另一方当事人。于有意无意需要避嫌，以及稳妥谨慎自保的想法，让那些将帅随着功勋和资望的积累，在行事上也变的束手束脚起来，每逢重大决策，都宁可冒上丧失战机的风险，先要告请朝廷以避嫌疑。

至于长期以来，信奉小心无大错地，动不动就早请示晚汇报的，所谓三请节度使、四奏将军，更比比皆。这谨小慎微地心态，反映到朝廷中枢，就变成对战局和目的的一步延迟、盲目、混和昏聩。

要不然在正常的历史上，也不会下令郭仪的朔方军放弃在河北收复的失地，为了个微不足的理由，而回师去保卫远离战场的所谓“西北朝廷的安危”仅仅是为了抓住这一支边军中，实力最最锐的力量。就把郭仪留在朝廷中枢“军咨国事”而分其下各自统军作战，坐待到局面败坏的差不多了，才不得不重新外放去总领其事。

光看

西北朝廷亲自组织和策划，投无数人力力，耗尽积蓄和民力的数次决定大战役，都以失败告终，与其大方略上昏聩和急功近利是分不开，反而让一些不在朝廷计划内的地方军队，表现足够的闪光。

目前

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将士不肯卖力，不肯拼命。燕赵之地最多慷慨豪迈之士，河北也从来就不缺少忠臣义士，哪怕那些世族门，自开战以来破家为国力的不在少数，也不是缺乏优秀的领军将帅，作为传承了北朝以来军事贵族遗风的积淀，从中央到地方，从世家大族到寒门弟，潜在优秀的将帅之才，可以选择的实在是太多了。而是朝廷中枢的战略思想本就有问题，每每在关键时刻昏招。

更糟糕的是，历史上到战争后期，朝廷的府库中已经没有财积蓄，对于立功的将士只能赏赐官爵，诸将征时，都给予空名委任状，上自开府、特、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都允许临时填写名字。后来又允许用信授予官爵，以至有异姓被封为王的。各路军队都以职务大小相互统辖，不看官爵的低。

这样使得事情一步恶化。人人都有私心的，于是在各恩怨纠缠和、派系背景、地方作用下，结党营私、见死不救、养敌自重、纵敌通敌，这事情屡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