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立功机会。”

如此，双方死于刀枪之下的游魂，对于重庆一方而言，不一定杀的全是国贼，而宁方施以报复的对象，自然也就不一定都是非杀不可的劲敌了。

鉴于这情况，唐生明仍以情报观察员的份，拍电报向笠建议：现在的情势已经起了很大的改变，再保持大规模的街杀戮气氛，已经意义很小了。当初，既然这一场街暗战是渝方起的衅，现在，不如就由渝方先示意住手，停止这无谓的街血吧。这对于恢复沦陷区一般平民的生活秩序、争取人心是有益的。

其实，对于后期的街逞搏杀，笠也不是没有产生过收手的念。

只是当初的制裁令是由蒋老一手签发的，这个建议便绝对不可以由笠自己来提。这里面自然也有一个缘由。主要是前一段时间，重庆特工在沪宁的街巷战中，落了下风。这个时候，笠去提这个建议，蒋介石肯定会生疑：“笠这小是不是害怕了？”

有了这一层缘由，笠便生怕蒋介石会据此怀疑自己也在撂挑。说老实话，军统这一段时间，在宁沪的潜伏表现虽然差人意。可是，倘使拿“军统”与“中统”在这一场情治大战中的表现来一个比较，则“军统”的成绩单仍然要比“中统”漂亮许多。

这已经令蒋介石对于“中统”的实际负责人徐恩曾很不满意了。

其实，之所以会造成这局面，蒋介石不能单单责怪工不力的徐恩曾一人，蒋介石自己也应该承揽一分的责任。

这一切都怪蒋介石忽然无端端地给徐恩曾了一个通次长的兼职。

徐恩曾忽然发现通次长这一门兼差，比中统局副局长这个专职有滋味多了。不用那把脑袋掖在腰带上的营生，也不用错了一小事，便要唯唯诺诺站在蒋介石跟前挨好长一段时间的臭骂，却照样可以捞钱捞到风生起。徐恩曾突然觉得，从前年轻时度过的那么一大段喊打喊杀的日都算是白过了。

蒋介石和夫人宋龄在战时重庆因此，徐恩曾便异想天开地试图了血腥的情治系统，从此金盆洗手不了。蒋介石对于徐恩曾十分生气。

其实，蒋介石的用人，一向是以谙曾国藩御下之术而窃喜的。他有一项用人的心得，叫胡萝卜诱赶驴之术。他讲，遇上驴的驴脾气上来，打它是没有用的。必须把一串诱人的胡萝卜挂在它的帘之内，离驴一寸远的地方。驴觉得只要往前走一步，就可以尝到胡萝卜的甜，因此，便死心塌地一步步地向前赶。至于，什么时候让驴尝一胡萝卜的甜，一次尝多少，这就考验赶驴人的技巧了。吃得太饱了的驴会撂挑，一甜尝不到的驴，也会大发脾气地撂担。治国治家的技巧，与此并无太大的不同。蒋介石另外一个用人心得就是，每一个人的专长是不同的。驴有驴的活法，猪有猪的用。既不可以让驴去享受了猪的生活，也不可用猪去驴的事情。

到徐恩曾一节，蒋介石承认一次给徐恩曾吃了太多的胡萝卜，这便是蒋介石的大意了。但是，徐恩曾作为一老驴，竟然萌生了享受猪的清福的想法，这自然也是徐恩曾的不对了。但是，无论情况如何，徐恩曾后面的仕途，都是岌岌可危的。

笠把自己定位为一条忠实的猎犬。他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去蒋介石的霉。但是，这件事情，如果是由唐生明来首倡其议，质就大大地不同了。

唐生明是在一线的级潜伏人员。但他却不隶属于“中统”、“军统”的任何一个情治系统，所以便没有那么一些恩恩怨怨的人事纠葛。

因此，这事情，由唐生明去向自己的校长提，便比笠更说服力。

其时，像唐生明这个级别的重庆大员，钻汪伪政权的肚中的，应该还有时任汪伪政权中央监察委员的陈中孚，以及在汪伪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常委的何世桢。他们都是有资格站立在蒋中正跟前讲话的官员，且与唐生明持大抵相同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