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嘴的边上站立。

弟兄们不知何故，仇歪嘴却明白这厮是什么意思。心里在想，这个鬼贼的东西虽然有一肚坏，人还真是够兄弟义气。当即封魏二槐为二寨主军师，弟兄们再行一拜。

县里驻扎了据说是来剿匪的两个营正规军，这些正规军一面招兵买，一面加训练。

刘温的家人全都不知去向，这回刘温再剿匪可就没有了后顾之忧。可是这两个营的正规军营长军衔都比刘温的少校更一级，刘温的保安团还得听命于正规军的调遣。

槌崮，二贤寨，还有独往独来的两界岭尉迟老妖都被正规军列必须剿灭的对象。不过天天都听说正规军就要剿匪打仗，可一直也没见到正规军真的去与土匪开战。只有正规军的侦察骑兵瞎忙活，探探脑的东奔西窜。自古兵未动，粮草先行。军队执有韩主席亲笔命令地方加征剿匪捐，军队依照惯例冠冕堂皇的责令政府向老百姓开征。

剿匪捐索要的数额，大到足可以死不起捐钱的小。小人家要么举家外逃躲捐，要么典妻卖儿卖女。剿匪捐尚未勒收三成，县里的大人家都降成了中，中降成小。把个年丰收富足的卫县闹得是飞狗，到都听得到绝望的哭泣。

县长翟士元主张招安，反对以单纯的杀伐手段治理匪患。他的父亲兄长都是在江西剿共的战场上阵亡，为此翟士元仔细研读了近代历史造反的起因，及时代背景。发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的主张并不存在原则的对立矛盾。之所以会开战，那是军阀与蒋委员长的权力**在作祟而已。从那时起翟士元开始同情因为缴纳不起苛捐重税而被迫造反的穷人，为父兄的死叹息不值。

翟士元认为以杀伐手段剿匪，不过是治箭伤锯杆留镞的敷表之举。剿匪就如同使刀切割一个毒蘑菇，就算你有本事将毒蘑菇连铲除。只要生成毒蘑菇的土壤没有得到改善，照样还会再次滋长新一茬的毒蘑菇。再铲再生，如同驴走的磨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终。倘若政府的官吏都能够严格恪守三民主义的救国思想，注重民权，民主，民生。国家没有了**的土壤，毒蘑菇又怎么会滋生呢？官贪吏酷，却要求草民顺服安贫？岂不稽可笑。

在没有更好的治匪办法之前，翟士元认为现行策略应该采取先招安，而后再慢慢教化，改造，遣散。他在卫县行之有效的利设施完成之后，可以在短期之内改造好南滩上的几万亩盐碱荒地。虽然还不敢就此认为能够将卫县治理成为他理想中的乌托，将土匪改造成粮农还是可以到的。官廉民和，这才是长治久安的上上之策。

上司对翟士元成天鼓捣利，截留税捐不上，省政府已经很非常恼火。本地的士绅大们又误认为这些祸害百姓的军队也是翟士元招来，更是心存怨恨。士绅大们的嘴只敢咒骂文职的政府官吏，哪个敢去招惹肆意横行霸的丘八。这些士绅大早就不满翟士元以死赖的手段讨要新增加的利捐，现在又怀疑军队以剿匪的名义向老百姓勒索捐税，也是翟士元搜刮民财的变相手段。

对翟士元最为不满的是儿无端被囚一年多的钟玉田，钟玉田四下里联络士绅签万名状，将所有的不是全都赖到翟士元的一个人上。状告到省政府，钟玉山在省政府里到去游说翟士元欺压士绅的恶劣行径。若不是查明加征剿匪捐确实是军队执有韩主席的亲笔命令，而翟士元的父亲兄长的确都是死在江西剿共的战场。如若不然，仅凭卫县正在推行的新政多与**主张的纲领相暗合，省政府完全可以定翟士元通共的罪名。

翟士元与上司反复解释，涉都没有结果，反而被假以升官到行署担任副秘书长调离了卫县。翟士元知接任他职务的县长是个带兵的行武，懒得见他，知卫县少不得再起一场人为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