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人，是泽东“钦定”而又史无前例地写了党章。如果同林彪对立起来，于双方个人而言，不会有赢家。因为政治上的损失，信仰的破灭，权威的动摇和迷信的崩溃都会联袂而来。正因为中央决策层的人都看到了这一，所以林彪才敢于持设国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劝泽东：“他想当国家主席就叫他当吧…”然而，泽东宁愿个人冒这权威动摇，迷信幻灭，历史留下讽刺一页的风险或损失，也不肯苟且妥协，喝斥康生：“你湖涂！”在庐山抓起陈伯达开刀，一举扭转乾坤。作为大政治家，泽东完全明白有了这个开，就不会少了过程和结局。他从不“掩耳盗铃”或“鸵鸟政策”的事，主动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动作：从批陈整风到掺砂到命令五员大将作检讨，从思想到宣传到组织，完全是攻的姿态。

周恩来同泽东不同的是，当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公开破裂的地步时，他更多考虑的是团结安定，是政治影响，是政策和策略。

记得总理当时很急，找来许多摄影师询问是否拍照了？拍没拍下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镜？当摄影人员纷纷表示没拍下来，本打算等统帅、副统帅谈或表情好时再拍，没料到始终不曾对话，始终不曾有好颜，甚至始终不曾互相望一。也没料到林彪会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复返。

总理那天发了火，向摄影师们讲话的表情像是对历史声明：“林副主席来过没有？

你们都看见的，来了，是我亲自把他请来的，坐了一会儿，可是你们没有拍下来！”

他在连续讲话中，了自己的忧虑：“‘九大’提安定团结，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全国人民一同度劳动节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啊…”确实“文革”那整天一惊一乍的日，谁上天安门，谁同泽东在一起，完全成了百姓们判断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记者拍下了一张全景，其中泽东和林彪虽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节日喜庆的光辉，毕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总理回到西厅，坐等这张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送到，总理才松了气。

月2日，这张唯一的泽东与林彪坐在一张桌旁的照片，就显示“安定团结”地在各报的版条刊登来。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从内心切受到他是党内节制、理智、友、合作和信任的代表力量，是真诚团结各派别的主要力量。每当现对抗、冲突和激烈残酷的锋时，他总是通过自己真诚的努力缓解这对抗和冲突，尽量减少锋带来的损失。然而，一旦这对抗锋的质转变了，例如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一边，例如林彪随着《571工程纪要》的破败而叛逃苏联，这时周恩来就会而，勇猛地投战斗。从“9.13”

事件那天起，他沉着、冷静、果断；统揽全局，周密布置，连续战斗三天三夜，惊心动魄又不声地解决掉林彪反革命集团。

邓小平与周恩来同样是务实的克思主义者，他们思想上的相近与格、作风上的差异是同样的鲜明而引人。这相近和差异，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与泽东的关系上。

邓小平经历几十年革命实践，他像泽东曾经到的那样，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时局以及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同时又像周恩来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整个世界有着直接而非间接，而非象，刻而非肤浅的认识。这是他最终能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的决定因素。

邓小平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正在实现1949年革命的目的，并且基本实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全目的。

他开明、开放、达观；不拒绝任何好的彩。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到年“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呼求；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新兴的工人运动，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全斗争经验，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苏联和东欧经济停滞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终于失败的教训，到日本、东南亚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的各成功经验，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在他上找到，在他思想的这里那里明光闪烁。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就是站在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以后的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胜利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全这期间，他与泽东基本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大的意见不同，并因此得到泽东的信任和赞誉，上升到中国最权力层，参与各项重大决策。

年以后，分歧越来越多地现了。事实上，泽东与他的同志、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信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的优越；他们都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大的工业国，都想使中国在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在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们确实有分歧，有时分歧很大。不幸的是，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这分歧划为敌我矛盾，采取了“打倒”、“清除”的办法，这真是历史的错误，历史的悲剧。

当现不同意见后，当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时，周恩来与邓小平对待泽东的态度有一致之，也有明显的不同之。

周恩来与邓小平都认为泽东是党和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

他们从来不曾反对泽东本人，从来不曾反对泽东思想的全理论系，持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他，们反对的只是泽东某些的错误决策，的错误政策和办法。

周恩来与泽东亲密共事达40年之久，他对泽东的长和弱可以说比邓小平更清楚；但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少迷信，更独立格，所以，他对泽东所犯错误的质及危害，可以说比周恩来认识得更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反对”主席，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所支持的“王明路线”并且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邓小平却没有这“历史包袱”

周恩来的格保温醇宜人的绍兴酒，与人打时更耐心，更隐忍，更蓄；邓小平的格像他家乡特产的四川辣，更辛辣，更烈，更刺激。邓小平与人打时，态度明朗、定，甚至咄咄人(在这一上，他与同样吃辣的泽东极相象)。周恩来更调和、共和平衡的彩；邓小平更抗衡、战斗和独立决策的彩。

周恩来一向是遵守纪律，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邓小平在看准目标时，敢于打破甚至牺牲可能是神圣的一切条条框框…”

所有这些说到和没说到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待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不同态度，也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伟大而不尽相同的作用。

周恩来在同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