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简了一个机构，臃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指示我们行动，那一默契就像用生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线。

实际上也有“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一下就是叫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一下是叫你来，两下是找许明…”

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

总理敬大家茅台酒，藏心底的那难言的复杂情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他那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过。末了，一气，猛地把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

然而，情与“让秘书牵着鼻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走”的，特别是有的懒，养尊优的，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走？

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就说不知，理不生气；不知装知，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不知。”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里似乎有印象，便回答一句：

“十几万方公里。”

“稽！”总理然变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也似低下；过去只知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俱厉。

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利，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列把“帝国主义”译成了“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帝国主义，不要译成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列一下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

比如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人、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尔是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自己是什么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