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劣天气，他也会持起飞，那前途可就难卜了…幸亏是个大晴天！

机长已经现在舱门的舷梯旁，当周恩来走近时，他上立正敬礼，并大声报告。

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国军人士气正，何况这是歇尔将军专门为周恩来指派的专机，何况周恩来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被定为上将军衔，以便开展军事三人小组的调工作。所以，国飞行员都称周恩来为周将军。

除了我们随行的工作和警卫人员，依次登机的还有陆定一和邓发同志，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叶将军的女小杨眉。舱里共坐10个大人1个小女孩儿，这个女孩便成为话题的中心。

“杨眉，你知爸爸为什么能来吧？”邓发问。

“知。”小杨眉生得聪俊，特别招人喜。“周伯伯说，蒋介石打了败仗输了理，不得不答应恢复爸爸自由，让他光荣狱。”

“蒋介石这个人，从来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陆定一幽默地评论“他要不跟你玩名堂，他就不是蒋介石了。”

“那他要不放爸爸来怎么办呀？”杨眉着急了。

“这次他不想放也得放，”邓发作个手势“这次我们是用5个大坏跟他换2个人，换回你爸爸和廖承志叔叔。”

“叔叔你骗人！”杨眉瞪大天真稚气的睛，她不信像爸爸那样的好人怎么会用坏去换取。当时杨眉那双容不得一污垢的清澈的睛留给我极的印象，至今想来都不由得泪。谁能想到呢，这样天真纯洁的孩，在2个月后竞死在了空难中…当时，周恩来给杨眉作了解释，说蒋介石节外生枝，提要我们党释放他们攻我抗日据地而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法五等人，他们才释放叶将军和廖承志。为了尽早迎接叶将军狱，我们只好答应了。

说话间，飞机已经发动。从西安飞往重庆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不是仰角向前升空，而是以大角度一个劲作螺旋式爬。这是由于秦岭一千仞地横在航线上，飞机必须先爬到5000米以上度才好向前飞越它。

飞机油门不断加大，达的震动使得机像要碎裂一般，飞机上升仰角大，每个人不但要系安全带，还不得不用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那时飞机简陋，舱内金属骨架，又没有保温设备，不久我们便开始经受那这一生再未曾经受过的严寒的考验。

然而，这还不够。开始气短，开始耳胀，五脏六腑开始翻涌，多数人终于捺不住地大吐特吐起来。我正理不清嘴里鼻腔里的刺人的酸辣味，机又颤抖起来，并且像断线风筝二般忽上忽下，左右无基地晃浮沉，和后的钢铁骨架惊心动魄地咯嘣响，好像随时都可能散架。

“把张开，张开耳就不那么鼓胀了。”

这是周恩来轻松而亲切的声音。我狠狠吐从胃翻上嘴里的腌臜，掀帘望去，周恩来没事人一样，还笑呢。我笑不来，张大了嘴气。我听到机上砰砰响，接着是江青不安的声音：“冰雹，遇冰雹了。”

江青去重庆是为医治她的牙齿。在延安她捂着腮闹牙病，周恩来说：“到重庆去看看吧，我认识一个牙科专家，是给蒋介石看牙的医生。”就这样，江青和我们一同上了飞机。那位给蒋介石和江青看牙的医生的儿，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

西安飞重庆也不过一小时，遭了这样的罪，那一小时就显得太漫长了。我觉飞很久了，看看表还不到10分钟。这时间怎么停了步？

飞行组里一位大个军从驾驶室来到机舱，脸很难看，好像比我们还负担重，走到周恩来和陆定一面前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也叽哩咕噜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只觉得那手势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来站起，随大个军去了驾驶室，在那边还是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会英、法、德、日、俄五外语，除俄语稍差些，另外4语言当时讲得都很帅，这也是我常为共产党到自豪的地方，蒋介石可没这两下！

“何副官！”周恩来朝我招呼“你过来。还有李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