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他们原来的风俗加以治理，不征收赋税。南至汉中之间旧有的郡县各自承担与自己毗邻的新设郡中吏卒的薪俸、品、钱，以及驿传所用的车被服等的一切费用。而新设郡县还时常有小规模的反叛，诛杀官吏，汉朝调发南方的官吏兵卒前往镇压，每年有万余人，费用都靠大农支给。大农以均输法调各地盐铁所得，以补充赋税的不足，所以才能应付得了。然而士兵路过的县城，不过到供给无缺就是了，再也谈不上遵守赋税成法了。

第二年，即元封元年，卜式贬官了太太傅。而桑弘羊任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完全代替孔仅理天下盐铁。由于各地官员们自买卖，相互间竞争，所以价格涨落很快，而天下所缴赋税有的还不够偿还转运的脚力钱，桑弘羊于是请求设立大农丞官数十名，分别掌各郡国的大农事务，各自又往往在主要县分设立均输官和盐铁官，命边远地区都以价贵时，商人从该地区向外地贩运的品为赋税，而由政府互相转输。在京城设立平准机构，总受天下输纳来的品。召雇工官制造车辆等，都由大农供给费用。大农所属各个机构全垄断了天下的货，贵则卖，贱则买。这样，富商大贾无从牟取大利，就会反本为农，而所有商品都不会现价格忽涨忽落的现象。由于天下品价格都受其抑制的缘故，所以称之为“平准”天认为有理，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天巡游向北到朔方郡，向东到太山，又巡行海上，以及北边郡，然后归来。所过之都有赏赐，用去帛一百多万匹，钱、金以亿计，全由大农支。

弘羊又请求允许吏得以缴纳粮补官，以及罪人纳粮赎罪。命百姓能向甘泉的仓库缴纳多少不等的粮，得以免除终赋役，不受告缗令的影响。其他郡县的百姓则各自向急需纳，而各的农民都各自纳粮，山东漕运到京的粮每年增加了六百万石。一年之中，太仓、甘泉仓堆满了粮，边境剩余的粮和其他品，均输法折为帛五百万匹。不向百姓增收赋税而天下用度得到满足。于是赐给桑弘羊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

这一年有轻微的旱灾，天派遣官员求雨。卜式说：“县官应该以租税为衣，如今桑弘羊使官吏坐于列肆中买卖货，求取利，将桑弘羊下锅煮了，天才会下雨。”

太史公说：农工商之间相互贸易的路沟通了，就有贝金钱刀布等货币产生。这是很久的历史了，自辛氏以前年代太远，无从记述。所以《尚书》最早讲到唐虞时期事，《经》最早讲到殷周时期事，一般是世安宁则庠序中的长幼序尊卑，先农本而后商末，以礼义为限制利的堤防；世变就会与此相反。所以太盛就会转为衰落，时事达到极就会转变，一质之后有一文，与终后有始，始后有终的终始之变是一样的。《禹贡》中的九州，各自据其土地所适宜、人民所多所少缴纳职贡。商汤和周武王承前朝弊政之后有所改易，使百姓不致疲弊困乏，各自都小心谨慎地致力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而与禹时相比，已稍微有缓慢衰落的气象了。齐桓公采用仲的计谋，统一货币，从山海的事业中求取财富，以朝会诸侯，利用区区齐国成就了霸主的威名。魏国任用李克，充分利用地力，发展农业生产，成了国。从此以后，在战国时期天下互相争夺，以诡诈武力为贵，轻视仁义德，以富有之为先，以推让等礼仪为后。所以百姓中间富有的积财产上亿计，而贫穷的糟糠之尚不能满足；诸侯国大的或至并吞诸小国而使诸侯称臣，弱小者有的至于断绝祭祀而亡国。延续到秦，终于使海内统一。虞、夏时的货币，金有三，或者黄、或者白、或者赤；此外或者用钱，或者用布、或者用刀，或者用贝。及至到秦朝之间，一国货币分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单位，是上等货币；铜钱上的文识为“半两”，重量与文识相同，是下等货币。而珠玉、贝、银锡之类只作为的装饰、作为宝藏，不作货币使用。然而其价格随时不同，低无常。于是外对夷狄作战，内兴利除弊建立功业，天下百姓尽力耕不够供给粮饷，女纺织不足穿衣。古时曾经竭尽天下的资财以奉献给天，天仍以为不够使用。没有别的缘故，主要是当时各事务互相影响，共同作用造成的，有什么可奇怪呢。

解析

《平准书》所述是汉代平准政策产生的由来，实际上系统介绍了汉武帝以前的富国政策。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政府是如何利用权力，扼杀、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以求解决自财政危机的。其主要措施是改变钱法、卖官爵和卖复徒法、官卖政策(由官卖盐铁发展到平准法的确立)、制征商等，对于整个封建制度，这是一个探索过程，也给后人留下了刻教益。

汉初，国家贫困，经济萧条，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国家，采取了减轻钱重，以便利通，求得商业发展的政策，结果反而造成价飞涨、通货膨胀的局面。后来不得不逐渐增加钱重，还通过改铸钱、官铸钱的措施以打击商人。无疑，汉政府从中得到很多好，尤其是改铸钱，宣布旧钱无效，使士农工商通过各辛勤劳动换来的通货，一夜之间化为废铜。但受害者主要是农、工百姓，对商人的打击却很有限，钱币多变，他们便通过“多积货逐利”；政府获利也是短暂的，并不能使商业发展，从而本上改变国家的经济状况。由此可见，货币仅是通工，自有其存在规律，以行政手段，企图通过改变发行这掠夺的措施以从中取巧，是有害无益的。卖官爵和卖复徒法也是改变国家财政状况的权宜之计，效果更差，会造成一系列弊端，如引起机构膨涨，官爵贱、法律轻等。为纠正这些弊端，势必用酷吏、行苛政、兴大狱，这也是汉以后常见的事实。官卖政策、制征商才是汉武帝赖以改变财政状况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却造成一个严重恶果：工商被抑制，商业遭破坏。《史记》说：“官卖盐铁，铁苦恶，贾(价)贵，或令民卖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