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那么大臣百官直到平民百姓就无不提了自己的修养以后才敢安居，真正有了才能以后才敢接受官职；百姓改变了习俗，小人转变了思想，邪怪僻之无不转向诚实谨慎，这就叫政治教化的最境界。所以天不用察看就能发现问题，不用打听就能明白真相，不用考虑就能知事理，不用动手就能功成业就，岿然不动地独自坐着而天下人顺从他就像长在一个上一样、就像四肢顺从思想的支一样，这就是最好的政治原则的最大效验。《诗》云：“温柔谦恭的人们，是以德为本。”说的就是这人。

君主的无不希望盛而厌恶衰弱，希望安定而厌恶危险，希望荣耀而厌恶耻辱，这是禹和桀所相同的望。要实现这三愿望，避免这三厌恶的东西，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最便利？回答说：在于慎重地选取相，没有什么办法比这个更简便的了。对于相的人选，有智慧而没有仁德，不行；有仁德而没有智慧，也不行；既有智慧又有仁德，这便是君主的宝贵财富，是成就王业霸业的助手。君主不急于求得相才，是不明智；得到了相才而不重用，是不仁慈。没有那德才兼备的相而希望取得那王霸之功，愚蠢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

现在君主有个大病：让贤能的人去事，却和不贤的人去纠正他；让明智的人去考虑问题，却和愚蠢的人去评判他；让品德好的人去事，却和肮脏邪恶的人去评估他。像这样，虽然想成功，能办得到吗？打个比方，这就好像是竖起一笔直的木而怕它的影弯曲，糊涂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俗话说：“女的姿，是丑陋者的灾祸。公正的贤士，是众人的疖。遵循义的人，是肮脏邪恶者的祸害。”现在让肮脏邪恶的人来评判他们的冤家祸而要求他们没有偏见，能办得到吗？打个比方，这就好像竖起一弯曲的木而要求它的影笔直，昏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

古代的君主事就不是这样。他挑选人有一定的原则，他任用人有一定的法度。挑选人的原则，是用礼制去检验他们；任用人的法度，是用等级去限制他们。对他们的品行举止，用礼制来衡量；对他们的智慧以及赞成或反对的意见，用最后的成果来考查；对他们日积月累的长期工作，用取得的功绩来考。所以，地位卑下的人不准用来监督地位尊贵的人，权势轻微的人不准用来评判掌有大权的人，愚蠢的人不准用来计议明智的人，因此一切举措都不会失误。所以用礼制来考他，看他是否能安泰恭敬；给他上下调动来回迁移，看他是否能应付各变化；让他安逸舒适，看他是否能不放地享乐；让他接音乐、权势财利、怨恨愤怒、祸患艰险，看他是否能不背离节。这样，那些真正有德才的人与的确没德才的人就像白与黑一样判然分明，还能行歪曲吗？所以伯乐不可能被的好坏骗了，而君不可能被人的好坏骗了。以上这些就是英明帝王的政治措施。

君主想要得到善于箭的人——既得很远而又能命中微小目标的人，就拿贵的爵位、丰厚的奖赏来招引他们。对内不准偏袒自己的弟，对外不准埋没关系疏远的人，能够中这目标的人就录取他，这难不就是一定能求得善者的办法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它。君主想要得到善于驾驭车的人——既追得上快速奔驰的车又能到达远方的目的地的人，一天能跑千里，就拿贵的爵位、丰厚的奖赏来招引他们。对内不准偏袒自己的弟，对外不准埋没关系疏远的人，能到达这目的地的人就录取他，这难不就是一定能求得善于驾车者的办法吗？即使是圣人也不能改变它。

君主想要治好国家，好人民，协调统一上上下下；准备对内用他们来巩固城防，对外用他们来抵抗敌人的侵略。因为国家治理好了，就能制服别人，而别人不能制服自己；国家混，那么危险、屈辱、灭亡的局面就能立刻等得到。但是君主在求取卿相辅佐的时候，他的公正却偏偏不像这样，而只任用些的小臣以及亲近依附自己的人，这难不是错得很厉害了吗？所以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君主无不希望盛，但不久就衰弱了；无不希望安定，但不久就危险了；无不希望国家存在，但不久就灭亡了。古代有上万个国家，今天只有十几个了，这没有其他的缘故，都是因为这用人不公而丢失了政权啊。所以英明的君主有把金银宝石珍珠玉私下给人的，但从来没有把官职政务私下给人的。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因为私下给人官职本不利于那些被偏的人。那些人没有才能而君主任用他，那么这就是君主昏庸；臣无能而冒充有才能，那么这就是臣欺诈。君主昏庸于上，臣欺诈于下，灭亡就要不了几天了。所以这是对君主以及所的臣都有害的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