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助他，让他作为外国使者来游说本国君主，暗中夹带为臣说话的私心而议论公事。为谁使者呢，是为别国的君主；为谁讲话呢，是为君主左右的臣。君主喜使者的话，认为他讲得是，从而认为他称赞的臣是天下的贤士。国家内外对于君主左右的那个臣，都异同声地暗示君主：重者要君主甘愿卑让位而居其下，轻者赏赐爵厚禄使臣得利。臣位禄厚，党羽越聚越多，又有篡夺君权的野心，其他党羽就变本加厉地迎合他的心意，劝他说：“古代的所谓圣明君主，并不是父兄弟依次传授王位；而是依靠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威和杀害君主而谋求大利的。”臣问：“怎么知是这样的？”党羽就说：“舜迫尧，禹迫舜，汤放逐桀，武王讨伐纣。这四个王，都是作为臣而杀了自己的君主，天下却都称赞他们。考察四个王的思想，是于贪得天下的野心；衡量他们的行为，是使用了暴的武力。然而这四个王虽说自扩充势力，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了不起；自显耀名声，天下的人却称赞他们很明。这样，威势足以凌驾天下，利益足以压倒一世，天下人都顺从他们。”又说；“据现在知的，田成夺取齐国，司城罕夺取宋国，太宰欣夺取郑国，单荼夺取周国，易牙夺取齐国，韩、赵、魏三家分晋，这八个人，都是臣杀死自己的君主而立的。”臣听到这些话，急忙竖起耳朵称是。所以在朝廷内结成同党，在朝廷外勾结地方势力，窥测时机，发动政变，一举而夺取国家政权。再说，对内利用党羽挟持或杀害君主，对外利用诸侯势力来颠覆自己的国家，背离正，心怀谋，对上钳制君主，对下扰法治，这样的臣，是数不清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君主不懂得选择臣。史书记载说：“周宣王以来，亡国的就有几十个，其中臣杀死君主而夺取国家政权的所在多有。”那么祸从国内产生和从国外兴起的各占一半。能集中民力抵抗祸，即使国破死，还都算是贤明的君主。至于改变法令，君臣易位，把整个国家和全民众拱手给别人，这才是最大的错误。

君主的，假如真能察臣的言论，那么即使打猎骑，沉溺女乐，国家还是可保全的；不能察臣的言论，即使节俭勤劳，布衣，国家仍是要灭亡的。赵国的前代君主敬侯，不修德行，而喜尽情享乐，满足于安适，耳目快乐，冬天箭打猎，夏天泛舟游玩，不分昼夜地饮酒，一连几天都不放下酒杯，不会喝酒的用竹筒对着嘴往里，退不严肃，回答不恭敬的，就在席前杀死。请看，起居饮像这样没有节制，罚杀戮像这样没有标准，但是敬侯在位几十年，军队不曾被敌国挫败，土地不曾被四邻侵占，内没有群臣百官闹事，外面没有邻国侵略的祸患，这些都是因为懂得如何任用臣啊。燕王哙是召公的后裔，拥有方圆几千里国土，几十万士兵。他，不沉洒于女，不听妙音佳乐，在内不兴建池台，在外不箭打猎，还亲自拿着农来整治田地。哙甘受劳苦来为民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使古代所说的圣王明君，他们不辞辛劳而为国心，也是不会比哙在上的，但是哙却死国亡，君位被之篡夺，自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不懂得如何任用臣啊。

所以说：臣中有五邪行为，而君主却不曾识别。臣的，有滥用财行贿来骗取声誉的，有致力于奖赏赐予来拉拢民众的，有致力于结党营私网罗智士来胡作非为的，有凭借免除赋役、赦免罪犯来提声威的，有致力于迎合下属而颠倒是非和用危言耸听、奇装异服、漂亮称号来惑人们视听的。这五人，是明君所疑虑、圣君所禁止的；去掉这五人，那么诡辩和诈的人就不敢在君主面前说动了。而好话说得多、实事得少，行为不合法令的人，就不敢歪曲事实来夸夸其谈了。因此，群臣闲居时就会加自修养，办事时就会尽力守职，没有君主的命令不敢自作主张，说动，这是圣明君主用来驾驭臣的办法。那些圣明的君主，并不局限于在可疑的事上观测臣。见到可疑的事而不反过来联系到其他事，清真相的，是天下少见的。所以说：庶中有和嫡行事一样的人，偶中有和正妻尊荣相等的妄，朝廷中有和国相权势相同的大臣，臣中有和君主地位相似的臣，这四情况，是使国家陷于危险的源。所以说：内廷的妃与王后并列，外朝臣和君主争权，庶和嫡匹敌，大臣和君主相似，都是通向祸的必由之路。所以《周记》上说：“不要抬妄的价而压低正妻的地位，不要降低嫡的地位而抬庶者的份，不要推重臣而使他们与上卿匹敌，不要因为尊敬大臣而使他的权势与君主相当。”上述四混淆上下关系的法一旦被摧毁，君主就没有顾忌，臣下就没有邪行；这四法要是不被摧毁，便会以君主死、国家灭亡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