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力削弱，土地削减，国家也就受制于邻国了。所以说：严明法制的国家就大，轻忽法制的国家就弱小。弱对比是如此的分明，而当代君主却不实行，国家危亡真是活该了。俗语说：“家里有固定产业，即使荒年也不会挨饿；国家有固定法制，即使危险也不会衰亡。”舍弃固定法制而顺从个人意志，臣下就会粉饰自己的智能；臣下粉饰自己的智能，法律禁令就站不住脚。这样，随心所的法就通行，以法治国的原则就废弃了。治理国家的原则，舍弃危害法令的，就不会受智能的迷惑，不会被虚名所欺骗了。过去舜派官吏排洪，早于命令而抢先立功的，舜把他杀了；禹在会稽山上接受诸侯国君的朝见，防风氏迟到而禹杀了他。由此看来，先于命令的杀，后于命令的也杀，那么古代首先重视的是依法办事。所以镜保持清亮而不受扰，丑就会因此显示来；衡保持平正而不受，轻重就会因此衡量来。摇动镜就不能保持明亮，摇动衡就不能保持平正，说的就是“法”‘所以先王把作为常规，把法作为本。法制严明，君主名位就尊贵；法制混，君主名位就丧失。凡是智能的人，有依据就行动，没有依据就停止。所以智能是偏，不能传给人。和法是万全的，智能多有偏失。悬挂衡才知乎不平，设置圆规才知圆不圆，这是万全之。因为明君能使百姓用来整伤自己，所以省力而有功。丢掉规矩而单凭技巧，放弃法治而单凭智慧，是使人迷惑混的办法。昏君使民众用智巧粉饰自己，是不懂的缘故，所以劳而无功。放弃法令而听从请托，群臣在上面卖官爵，从下面取得报酬，所以利益归于私门而权势落于群臣。所以百姓没有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意，而致力于结大臣。百姓喜结大臣，财货就向上大臣之手而言巧语的人就被任用。假如形成这局面，有功的人就越来越少。臣越来越得到用而有才能的臣遭到斥退，君主就会迷惑而不知什么好，百姓聚集起来也不知往哪儿走。这是废法令、轻功劳、重名声、听请托的过失。凡是败坏法制的人，一定会设下骗局，假托有事来亲近君主，又喜谈论天下少见的东西，这就是暴君昏主受迷惑、贤人佐臣受侵害的原因。所以臣称颂伊尹、仲的功劳，违法智就有了据；称颂比、伍胥的忠贞被杀，急切谏就有了借。前者称说君主贤明，后者说君主暴，不可以拿来类推，像这样的就应禁止。君主立法认为正确的，现在臣多标榜个人智巧来否定国法，这就是用智巧来肯定邪，诋毁法制、标榜智巧。像这样的应予禁止，这是君主的原则。

明君的原则，一定要明白公私的区别，彰明法制，舍弃私人恩惠。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是君主的公义；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私利，在朋友中取得信任，不能用赏赐鼓励，不能用刑罚阻止，是臣的私义。私义风行国家就会混，公义风行国家就会平安，所以公私是有区别的。臣有私心，有公义。修廉洁而办事公正，官无私，是臣的公义；珐污品行而放纵私，安利家，是臣的私心。明君在上，臣就去私心行公义；昏君在上，臣就去公义行私心。所以君臣不一条心，君主靠算计蓄养臣，臣靠算计侍奉君主，君臣往的是算计。危害自而有利国家，臣是不的；危害国家而有利臣，君主是不的。臣的本心，危害自就谈不上利益；君主的本心，危害国家就谈不上亲近。君臣关系是凭算计结合起来的。至于臣遇到危难一定拚死，竭尽才智和力量，是法度造成的。所以先王明定赏赐来加以勉励，严定刑罚来加以制服。赏罚分明，百姓就能拼死；百姓拼死，兵力就会盛，君主就会尊贵。刑赏不分明，百姓就会无功而谋取利益，有罪而侥幸免罚，结果是兵力弱小，君主卑下。所以先王贤臣都竭力尽心。所以说，公私不可不明，法禁不可不察，先王是懂得这个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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