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的那些言行，你可以忘掉；你向我学到的那些言行，我也要忘掉。虽然如此，你忘掉以前的我，我还有可值得记取的新神保存着呢！”这说明孔是一个懂得返归本之“”的人。如果放纵贪而丧失本，行为举止就不会端正。用这贪来修养心就更危险，用这贪来治国就会，用这贪来治军就会失败。所以不懂“”的人，是没办法返归本的。

所以古代的君王能持守本，因此能到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名声留传后世，德泽遍及四海。所以凡办事事，一定先要平心静气。只有平心静气才能正确事办事，这就像用玉玺印泥一样，端正了，留下的图形是正的，邪歪了，留下的图形也是邪歪的。所以，尧举荐舜，取决于尧用睛对舜的观察，齐桓公任用宁戚，取决于齐桓公用耳朵对宁戚哀歌的倾听。如果从上述两件事中得可以抛弃术数只凭耳目就能判断事的是与非，那么就一定会大。要知凭耳目能对事作判断的前提是必须要返归本。如果听觉迷惑于诽谤和赞誉，睛沉溺于五颜六，却还想将事情办好，这是不大可能的。内心充满哀情的人，即使听到歌也会泪哭泣；内心充满喜悦的人，即使看到别人哭也会发笑兴。面对歌仍然悲哀，看到痛哭还是兴，这是因为内心所怀的情使他这样。从这喜悲对立反复的现象中可以得，保持虚静平和的心态是多么地重要啊！所以是激就兴起波狼，神气惑就会脑昏庸，脑昏庸的人又怎可治理国家，这就像动的不能准一 样。所以圣人君主是抓着这一“”本而不丧失，于是万事万的情理均在他掌握之中，四夷九州也就归顺降服。这说明这一“”本是何等地珍贵啊！掌握就能无敌于天下。正因为圣人君主依据这无敌于天下的治国法宝，所以广大民众才肯将自己的命运付给他。

提倡从事仁的人一定是通过哀伤喜乐之情去影响他人的，提倡实施义的人一定是通过施予剥夺让人明白义理的。睛所能看到的距离不过十来里地，而想以仁慈普照天下百姓，这仅用哀、乐之情是远远不够的；没有积聚到天下所有财富，而想满足天下所有百姓的需求，这仅靠这些利益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喜怒哀乐之情，都是人们有了才自然形成和来的。所以哭声发之于、泪之于，这都是内心的悲愤之情在外的表现，这就好比往低，烟往上边冒一样，又有谁去人为地推动它？所以勉哭的人，即使哭得疲力竭，也不会显得悲哀；勉亲善友好的态度，即使脸上堆满了笑容，也不会显得善和。这些都说明只有真情自内心，外表的声音和行为才会表现得真诚而不虚伪。所以厘负羁馈赠的一壶泡饭要远远过晋献公的垂棘之璧；赵宣孟的一束脯要远远胜过智伯的大钟。这都说明礼的丰厚不足以反映心，而赤诚的意倒足以使远方的人都为之动而归顺。所以公西华奉养父母，就如同和朋友相那样随和；曾参侍奉父母，就像侍奉暴烈的国君那样小心翼翼，他们表现的态度尽不同，但在奉养父母上的孝心是一样的。所以，胡人盟誓用骨装酒，越人盟誓刺臂血，中原人是歃血而盟，在这里，表现的形式各异，而在表现真诚信义上是一致的。三苗人束发，羌人领打结，中原人簪冠，而越人剪短发，在这里，他们装饰打扮各异，但服饰和装扮的实用是一致的。古代颛顼帝时有法规定，如果妇女在路上不回避男，就要在四通八达的驱除邪气。而如今的大都市里，街上行人如，男女间肩接踵也不算什么伤风败俗。在这里，古今礼节尽不同，但各有其风俗习惯这是一致的。所以四夷的礼节形式不同，但表现在尊崇君王、护亲人、敬重兄长上却又是一样的。而猃狁的风俗则相反，表现对孙相当慈，对父辈却相当威严。那飞鸟成行、兽类群，这又是谁教它们的？所以鲁国采用儒家礼节，施行孔学说，结果反而国土被削减，名望被削弱，不能使近者亲附，远者归服。越王勾践剃发文，没有帽、笏板上朝的朝服，也没有规规矩矩的仪态，但在太湖一带战胜吴王夫差后，就南面而坐，称霸天下，使泗之滨的诸侯都率各自辖的边远小国来朝拜。北方的胡貉和匈，衣服胡缠裹，披散发，又是席地叉而坐，说话叽哩呱啦，但国家不会灭亡，这是因为我们看似无礼，实质他们有他们的礼节。楚庄王穿宽衣长袍，照样发号施令于天下，并终于称霸诸侯。晋文公衣着布，披羊，带系宝剑，但照样威名天下。由此看来，哪能说邹鲁的儒家礼节才一定算礼节？所以到了别的国家就该遵随他们的习俗，到了人家家里就应回避人家的忌讳；不要违反当地的禁令，也不要犯当地的习俗，这样你就是到了像夷狄这样赤足的落后国家、荒远异域，也不会到窘困。

礼仪是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情的表现形式；而仁慈的行为则是内心恩德的真实效验。所以礼仪是依据人的情而制定，并和情契合，而仁慈是内心仁在人 容颜上的。正因为这样，礼仪形式不可能超实际情，而仁慈的行为也无法超越内心仁德的范围。这是治世的一般理。规定女为父母服三年之丧，这就是勉人们去难以到的事，而人们为了到这，就只能以虚假的情来应付这三年之丧；实际上规定女为父母服丧三个月倒是切合人：人们在这三个月中能充分表达哀情。这正说明，儒墨两家不研究人的情活动的规律，是制定违反人之常情的礼节，并规定丧服等差和期限。表达悲哀的仪式要合乎实情，安葬父母的葬礼要对得起养育之恩。不求人不能到的事，也不行阻绝人所不能停止的事，所有礼仪形式的规定要恰如其分，这样就不太会受人非议。古人并不是不知繁琐的尊卑谒见礼节，《采齐》《肆夏》那样的舞蹈，而是认识到用这繁文缛节旷日烦民，实在毫无意义，所以制定礼仪只要能表达真情实意就行。古人也并不是不会陈设钟鼓、奏箫、舞动戚、挥动羽旄、纵情乐，而是认识到这样太浪费财、扰政事，所以制定乐礼只要能抒发情就行而不至于喜庆得沉溺于歌舞之中不能自。古人也并不是不会消耗国力、劳民伤财，为达官贵人举行葬礼，让死者珠玉、衣着玉衣，用绵丝裹束，以追悼死者，而是认识到这样只能使百姓更穷困、事业受破坏，而对死者的枯骨腐毫无益，所以安葬只求能够收埋掩盖就行。过去舜南巡去世于苍梧，就地埋葬，而且也无国葬仪式，都市店家照样开门营业；禹视察江南死后埋于会稽山，农民照常在田间耕作劳动。他们这些人是真的懂得生死之分的理，也 通晓奢侈和节俭之间的界限。国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说的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