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办法的；不讲求用招掩盖真情，不讲求用贪多排斥少，君俨然不动，望者如墙，立行事均平正直就是了。

法制度量是王者治国的准则和工。持过时的仪法和德，就是害伯变革。天地就好象神在那里推动着，变化，乃是天地的最大特征。能参与变化而善于运用变化的人，切不可中途停顿。仁者、智者都是善于运用变化的。不是这样的人，变化的良机就空自与神逝去了。

衣对于人，不可能一日离开，父母兄弟却是终将失去的。所以圣人教导百姓节衣缩以自立。人死易亲，活着则难投合。行赏之事，行一次人们看作“赏”，二则看作常规，三次则看成当然的事情。小行则人们满意，久之则变成一般的礼法制度了。所以不要使下面的人视行赏为当然的事。在上者必须在行赏之后善于有所转移。 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居不挑选什么乡，事奉不挑选什么君主。他们卖就是为了谋利，买也不保守惜售。国家的山林资源，取过来就去营利，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君、臣、相上下相亲，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此外，把有田邑的迁移市，也是解决问题的一办法。

桓公问：如何与众贤亲近呢？回答说：不吃钓饵的鱼鳖，不；不畏霜雪的树木，不怕天时；自己有办法的贤士，就不肯听从君主，还谈什么亲近呢？我仲听说过，如果人无所求，用力不能制服，用智巧不能治理，这就好象月亮的盈虚有定期，音乐的韵律有定式一样。懂得这一，就可以理好了。所以，控制发展路而禄赏不使过厚，士人就来亲近了。不择人而给予禄赏叫作“空仁”；不择人而行敛取，竭泽而渔，就叫作“空利”明白这两条，并且作为行事准则，就可使人们亲近了。

不正确的政治措施，不能治国；局限于静止的理论，不能说明事的理。掌握好时代与政事的关系，就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了。把不动无为看作，把所谓“齐”的思想看作“德”，这消极避世主义，是谈不上取的。

对于显明的事，加以谋划；对于隐幽的事，力求应。经过一试再试而成功，然后就发展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关于运用谋划，由于掌握天地的盈虚与离合，理解秋冬夏的替，还了解各国弱差别，然后再应合各国诸侯；取得往经验，这样就知国家安危的关健所在了。照合宜的时节祭袍天，照祭天的时节祭祀神，又照祭神的时节祭祀鬼，这样国无灾荒、国君安寿，而黎民百姓免于瘟疫；再加上智者运用谋划，也就避免刀兵之祸了。

满是减弱的开始。虚是新生的开始，这满虚结合的发展过程，有时表现为事的实，有时表现为运动。的运动是经常替的，冬有极寒则夏，气极厚则寒。所以王者极为注意冬至和夏至两个节令，由此了解虚、满的情况，据以确定政令，如已到秋杀生的时节，天气聚合而不散，可以决行狱事。秋气将合的初秋时节，可以合时势动静行战争，考虑军力大小以安排军事活动。

请问之形类有天时的灾变么？回答说：由的份量不同所定，就生甘草和苦草。只有顺应四时所宜，才可以调和酸咸，确定形，从而产生各声调和音乐。关于的消长变化，其满与虚的时间，很难说定，但从它的分散与集合的现象上，可以看年景的丰歉。只有圣人不为年景的丰歉所困，他可以夺余满，补不足，使政令得以贯彻，民用得以满足。地发现灾变之气，可在其现之祈祷解决；发现灾变之气，要用诚之心对待并需要预有所备；天发现灾变之气，则唯有守正来对待。天地问运动的气有五，不应阻碍其气运之最旺盛者而反其动向。不过，人们审知它们的运动、毁灭、前、后退等过程，就是很准办到的。这样，之形类就现天时的灾变了。

正气的兴起受阻碍，如何制止静止的阻力？日的残余之气暗中思动，旧的隐蔽之气暗中哀怨，如何制止它们的蠢动？回答说：在主德既衰之时，就照五德转移的依次来观察理问题，相信而重视此理，就可以保持气运。因为修心立志，用五德相杀的理来对待形势，那就有由满到虚和由哀到乐之气的现。所以，经奢记载，古代帝王有八个，神农不在其中，这是因为他不在五德之位，不能用来参与五德终始的原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