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能夺；在太手里一年，虽不孝，父亲也不能夺。所以《秋》记事，有臣杀君的，有杀父的，就因为得此六者而君父还不知的原故。六项权限落在臣下手里，君主就受蒙蔽了。君主受蒙蔽，就是失其政令。所以说：令而不叫作“蔽”，令而不叫作“壅”，令而不行叫作“牵”，令而不能到达君主叫作“瑕”有了牵、瑕、蔽、壅问题的君主，不是谁敢杜绝和封守他的门，而是令不能行的原故。这情况之所以现，是因为贤人不来而忠臣不用。所以，君主对于令不可以不慎重。令，是君主的大宝。

有一说法：贤人不来叫作“蔽”，忠臣不用叫作“”，令而不行叫作“障”，禁而不止叫作“逆”有了蔽、、障、逆问题的君主，并不是因为谁敢杜绝和关闭他的门，而是贤人不来，令不能行的原故。

凡人民趋从君主，不是趋从他里说的什么话，而是趋从他情之所好。君主好勇则人民轻死，君主好仁则人民轻财，所以说上面喜什么，下面就一定好什么，而且更厉害。由此，明君知人民一定是以君主为发的，所以要确立法制以自己治理自己，树立礼仪以自己规正自己。所以，上面不以作则，下面就不会服从，如人们不肯服从法令，不肯死于制度，国家就一定要了。所以。有的君主，行法令、修制度，总是先于人民躬行实践的。

凡评定人都有要领：骄傲的人，没有伟大人。骄傲，就是自满；自满，就是空虚。行事有了自满与空虚，事情就被限制。骄傲，是渺小的。凡评价人而违背古的，没有士。既不知古而轻易作论断的，没有智士。德行未成于自而违背古的，是卑人。事业无底，遇机会就简弃其业的，是愚人。猎取虚名的人，没有贤士；猎取货利的君主，没有成王业的君主。贤人立行事，不想到要名；成王业的君主行，也不计较成败。贤人行事，成王业的君主行，都是自己想停下来也不可能的。

明君以公治国统一人民来对待当世，忠臣以直求来表明他的才能。明君不肯私授爵禄给所的人，忠臣不冒充有能来猎取爵禄。君主不以私对国，大臣不冒充有能，能够这样的，虽不能大治，也合于规正人民的准则。当前，任用冒充有能的大臣，事奉以私对国的君主，这样而能完成功业的，从古至今都不会有。冒充有能的人是容易识破的。我想了想先王的情况，舜有天下的时候，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皋陶为治狱的官，后稷为农业的官；这四人都是天下的贤人，还仅只各一事服务于君主。现在冒充有能的人，事当官，都是兼四贤的职责。由此看来，功业之不成，也就容易理解了。所以，那些对爵重禄无不接受，对势利官大无不乐从的人，用这些为君主服务，就是所谓冒充有能、纂取财利的大臣。世上没有以公治国的君主，就没有以直求的士人；没有识别贤能的君主，就没有成就功业的大臣。从前三代的授受天下，哪有第二个天下可供营私的呢？

劳民与伤财，莫过于用兵；危国与伤君，也没有比用兵更快的。这四者之为害是很明显的，但古往今来都不能废除。兵当废而不废，是错误的；兵不当废而废之，也是错误的。这两者之为害于国家，都是一样。黄帝、唐尧、虞舜的盛世，资有天下，权于一人，这时，兵备都没有废除，现今，德行不及上述三帝，天下又不太平，而求废除兵备，不是太难了么？所以，英明的君主懂得应该专务什么，防患什么。国治而人民注意积蓄，这就是所谓专务的事；动静失宜，这就是所要防患的。因此，明君总是审慎对待所专务的事，而防其所患。

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猛毅的君主轻于杀人，轻杀的弊，就是使行正者不安全。行正者不安全，有才能之臣就要亡国外。这些智者知我们的虚实，为敌国谋取我们，外患就从此到来了。所以说：猛毅的君主不免于外患。懦弱的君主姑借刑杀，姑惜刑杀的错误，就是使行邪者不改正；行邪者久而不改，群臣就结党营私；群臣结党营私，就隐君之善而扬君之恶；隐善扬恶，内就从此发生了。所以说：懦弱的君主，不免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