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太甲的《伊训》，尹吉甫歌颂周宣王的诗篇：这些作品的意义既合于常，文辞也值得后人师法。到了秋时期，各国大夫在聘问集会中运用修饰得很好的辞藻，其众多如玉聚积的园圃，光彩似繁华的锦绣市场。薳敖选用楚国好的典章，士会讲求晋国的礼法，赵衰以富有文采而随晋公重耳到秦国赴宴，产因善于辞令而捍卫了郑国，郑国游吉貌才秀而有文采，郑国的公孙挥善于言辞：这些都是秋时期以文辞著称的突人。战国时期任用武力，但文人仍不断现。诸百家以他们的思想学说为凭借，屈原、宋玉以《楚辞》表现其异采，乐毅的《献书报燕王》明辨而义正，范雎的《献书昭王》虽未明言“宣后秦”却讲了当时秦国的要害，苏秦游说六国的言辞有力而切合时事，李斯的《上书谏逐客》文辞华丽而内容有说服力：如果在重视文辞的盛世，这些作者就是扬雄、班固一类的人了。此外，荀况既是儒学的宗师，又描绘象而称之为《赋》，文采和内容相称，的确有大儒的特。

（二）

汉初陆贾，首先创造了奇特的文采，他写了《孟赋》和合于《典》、《诰》的《新语》，其中辩丽的文辞已很丰富了。贾谊锐利的才力，能超越奔驰的骏；他的议论妥帖，辞赋清新，岂能是凭空达到的！枚乘的《七发》，邹的《上书吴王》等，笔下有丰富的文采，言辞有旺盛的气势。董仲舒是儒学专家，司迁是纯粹的史学家，他们也以富丽的辞采写成《士不遇赋》、《士不遇赋》，也就是《诗经》的作者抒发哀思的意义了。司相如好读书，学习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大量夸张艳丽的描写，成为辞赋的宗匠。但考察其辞藻的纯粹意义，内容和形式很不相称，所以扬雄认为“文辞华丽而用不大的，就是司相如”，这话的确是对的。王褒创造文采，以细密工巧为旨趣，他描绘的声音状貌，轻巧可观。扬雄作品的命意，是辞赋家中最刻的，试看他写得内容广，文辞奇丽，又能竭尽全力行钻研思考，所以内容丰富而文辞有力。桓谭的理论著作，号称比古代猗顿的的财产还富裕；宋弘向光武帝称扬推荐，便把桓谭比作司相如；但他的《仙赋》等文学作品，却写得浅陋无才：由此可见，桓谭虽长于论著，却不善于文学创作。冯衍很好献说辞，在东汉的昌盛之世却很不得志，但他抒写其不得志之情的《显志赋》，反而像的病成了珍珠一样。班彪和班固，刘向和刘歆，都是父相继有文采。过去的说法是班固的文才优于班彪，刘歆的学识于刘向；但班彪的《王命论》写得清晰明辩，刘向的《新序》写得完备练，这就如同产于昆山的玉，也难超昆山之玉的原貌了。傅毅和崔骃，他们的光华辞采并驾齐驱；崔瑗、崔寔跟其后，可谓能继承其家风了。杜笃和贾逵，在文才方面也颇有声誉，考察他们的实际才力，只能是崔骃、傅毅一类作家的末。李尤的赋和铭，希望写成意义鸿的作品，可是才力不，只能低垂着翅翼不能奋飞。是东汉的大儒，思想博大，认识超，作品合于儒家经典的规范，内容和形式相得益彰。王逸的学识广博，这方面很有成就，但文学创作没有力量。王逸的儿王延寿继承父志，瑰丽的锋芒特别突，他善于描绘事的形貌，岂不是得到枚乘传下来的技巧！张衡多才多艺，蔡邕雅正；他们都文史兼通，前后三十多年遥遥相望。由此可见，竹、柏虽有异而同样贞定，金、玉虽殊却都是珍宝。刘向的奏议，意旨急切而文辞舒缓；赵壹的辞赋，意义充实而制松散；孔的气势较盛，显示在书表方面；祢衡的文思较锐，运用在辞赋之中：他们都各有自己的优。潘勖凭借儒家经典而施展才力，所以《册魏公九锡文》写得超群众；王朗努力著作以寄托情志，也在学习古代铭文上获得成就。但司相如和王褒以前的写作，主要是运用才气而不追求学识；扬雄、刘向以后，就常常引用古书来辅助文章：这是凭才气或靠学识的重要界线，它的区分是不可混的。

（三）

魏文帝曹丕的文才，旺盛而清丽，过去的评论贬低他，认为比曹植相差千里。但曹植是文思捷而才气俊秀，诗歌华丽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