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中一个字的赞扬，比官厚禄的价值还珍贵；遭到片言只语的批评，比斧钺砍杀的分量还沉重。但其的意旨不很明显，《秋》的本文又很简约；只有和孔同时的左丘明，领会到它的微言辞，便系统地阐明其始末写成《左传》，创造了为经作传的例。所谓“传”，就是转达，转达经典的意旨，用以传授给后人。这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也是最早的历史专著了。到了战国时期，修史的官职仍然存在。秦始皇统一七国，这个期间有许多策划谋略；因为只是对这些加以记录而未作系统编次，所以就用简策的“策”，名为《战国策》。

（二）

汉祖消灭赢秦和项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汉初陆贾考察这些史迹，写成《楚汉秋》。到了西汉的史官司谈，他家世世代代都担任编修史书的职务。司迁继承父志，对历代帝王事迹了认真研究而行叙述。想比之《尧典》而称为“典”，其中所写的又不全是圣主贤君；想要学孔而题名为“经”，文笔上又不能和《秋》笔法相比。因此采取《吕氏秋》的方式，都叫“纪”从“纪纲”的意义来命名，也是一宏大的称谓了。所以，用“本纪”来叙述帝王，用“世家”来记述诸侯，用“列传”来记叙各重要人，用“八书”陈述政治制，用“十表”记录各大事的年月和爵位；这些方式虽然和古史不同，却把众多的事件理得很有条理。《史记》实记录无所隐讳的优，渊博典雅而谈阔论的才能，好奇特而违反经典的错误，以及在例安排上的不当等，班彪已作过详细的评论了。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特别是从司迁的《史记》中，得益更多。《汉书》的“十志”相当丰富，赞辞序言写得弘丽，的确是文质彬彬，意味厚。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功绩，抛开班彪之名而窃取其成就的罪过，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仲长统已讲得很详细了。从《左传》的记事上看，它依附《秋》，偶尔记叙到一些史实，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对某些历史人就很难记载。《史记》中的各个列传，才分别对历史人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观览，这是后继者所取法的。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伏牺皇帝以来，就未听说过有女人皇帝。汉代的这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法式。“母不晨鸣”，这是周公的誓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妇女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秦国，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只国家大事难以假代，并且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理说，惠帝的儿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之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偏颇杂，违反常。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疏谬误，很不可信。如像司彪的《续汉书》，详细而真实，华峤的《后汉书》，准确而恰当，就可算是东汉史中写得最好的了。

（三）

到了三国时期，记载三国史迹的著作不断现。如孙盛的《魏氏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的《吴录》之类。有的过于激切，与众不同，却难以令人信服；有的枝大叶，不着边际，很少抓住要。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词和内容都清晰和；晋代的荀勖和张华，把《三国志》比之《史记》、《汉书》，是并不过誉的。到了晋代，史书的编写属于著作郎。陆机的《晋纪》，写晋初的历史但不完备；王韶之的《晋纪》，写晋未的历史但没有写到东晋结束。宝的《晋纪》，推究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