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上看，朴质而不野，能婉转如意地真实描写客观景，也能哀动人地切表达作者的内心，实在可算是两汉五言诗的代表作品。至于张衡的《怨诗》，也还清新典雅，耐人寻味。《仙诗缓歌》，则颇有新的特。

（四）

到了建安初年，五言诗的创作空前活跃。曹丕、曹植在文坛上大显手；王粲、徐幹、应玚、刘桢等人，也争先恐后地驱驰于文坛。他们都好风月景，邀游于清池幽苑，在诗歌中叙述恩荣耀的遭遇，描绘着宴集畅饮的盛况；激昂慷慨地抒发他们的志气，光明磊落地施展他们的才情。他们在述怀叙事上，绝不追求细密的技巧；在遣辞写景上，只以清楚明白为贵。这些都是建安诗人所共有的特。到正始年间，家思想行，于是诗歌里边也夹杂这思想来。像何晏等人，作品大都比较浅薄。只有嵇康的诗尚能表现清严肃的情志，阮籍的诗还有一些远的意旨；因此，他们的成就就比同时诗人为。至如应璩的《百一诗》，也能毅然独立，文辞曲折而义正直，这是建安时的正直的遗风。

（五）

晋代的诗人们，创作开始走上了浮浅绮丽的路。张载、张协、张亢、潘岳、潘尼、左思、陆机、陆云等，在诗坛上并驾齐驱。他们诗歌的文采，比正始时期更加繁多，但内容的染力却比建安时期弱。他们或者以讲究字句为能事，或者偏重靡丽的笔调来自逞其：这就是西晋诗坛的大概情况。到了东晋的时候，诗歌创作便淹没在玄学的风气之中；这些玄言诗人讥笑人家过于关心时务，而推崇那忘却世情的空谈。所以自袁宏、孙绰以后的诗人，虽然作品各有不同的文采雕饰，但内容上却一致倾向于玄谈，再没有别的诗可以和玄言诗争雄。因此，郭璞的《游仙诗》，在当时就算是杰的佳作了。南朝宋初的诗歌，对于前代的诗风有所继承，也有所改革；庄周和老的思想在诗歌中渐渐减少，描绘山的作品却日益兴盛。于是诗人们努力在全篇的对偶中显示文采，在每一句的新奇上竞逞才华；内容方面要求真地描绘景的形貌，文辞方面要求尽可能地到新异。这就是近来诗人们所追求的。

（六）

因此，总观历代的诗歌，其发展变化的情况是可以明白的。归纳一下它们相同和相异的特，就可以看诗歌创作的要了。譬如四言诗的正规制，主要是雅正而泽；五言诗的常见格调，则以清新华丽为主。对于这些不同特的掌握，那就随作者的才华而定。如张衡得到四言诗的雅正的一面，嵇康有泽的一面；张华学到五言诗的清新的一面，张协发挥了华丽的一面。各特都兼备的是曹植和王粲，只偏长于某一方面的是左思和刘桢。但是作品的裁是有一定的，而人的思想却各不相同；作者只能随着个的偏好来行创作，所以很少能兼长各。如果作者知创作中的难，那么实际写作起来还可能比较容易；如果轻率地认为写诗很简单，那么他反而会碰到不少的困难。除了上述四言、五言诗外，还有三言、六言、杂言诗，它们都起源于《诗经》。至于“离合诗”的产生，是从汉代的图谶文字开始的；“回文诗”的兴起，则是宋代贺庆开的；而几人合写的“联句诗”，那是继承《柏梁诗》来的。这作品，虽然大小各异，主次有别，但写作的情况和理是一样的；它们都属于诗的范围，因此不必逐一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