懿表示一番歉意，并授予见机行事不必先奏的大权。不久，司懿利用诸葛亮误用谡的错误，攻下街亭，迫使诸葛亮退军。这个事例充分说明君王的信任和授权以及将领指挥的关键作用，当司懿被罢官后，魏军统帅不善指挥，接连吃败仗，而司懿复后，上扭转了局面，不但避免了局面一步恶化，而且退了蜀军。这不仅有司懿善用兵，指挥得当的因素，还有君王的信任和授权问题。试想，如果司懿不敢先斩后奏，及时平息盂达谋反，那将会现如下局面：等孟达直接魏国都城时，恐怕司懿也无回天之力了。由此可见，军队的指挥权是多么重要。在这里，我们不禁会联想到我国许多国营企业的危机问题，其原因固然多多样，但没有充分的自主权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这和军队的指挥权问题，在本质上不是一样的吗？二是军队上下左右同心同德的问题，其中将领之间的团结和谐更加重要。国家也是如此。人们都知历史故事《将相和》，廉颇和蔺相如消除误解和隔阂，同心协力辅佐赵王，才使赵国这样一个弱国能抗住秦的各压力，粉碎秦国的各谋，保卫国家的独立完整。至于领军将领因同心协力而战胜敌，或因不和因而败给弱敌的事例，古今中外都不罕见。而在这里，人们还不得不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团结同心或不和的现象呢？鄙人以为，关键是当事者以什么为重。蔺相如之所以对廉颇的歧视侮辱一忍再忍，是为了国家利益；廉颇之所以去向蔺相如负荆请罪，也是于对蔺相如一心为国的尚品格的崇敬，同样是为了国家利益。将相同为国家利益，自然就和了。再看当今我国的一些单位、企业，往往也由于领导不团结而使得工作无法搞好，究其原因，不外乎个人利益的纠缠。本文附录的残简中论述了“信”、“忠”和“敢”三个字，说明这三条也是带兵中极其重要的。文章说，不到这三条就不能得到广大军兵的敬畏、信任和拥护，那结果将是统兵将领的灾难。这三条都很重要，但其中的“信”和“忠”是人们谈论最多的，本书其他篇章也谈到。而“敢”字，孙膑将其界定为“敢去不善”，值得作分析。“敢”的义很广，且都和统兵用兵大有关系，但孙膑全不涉及，唯独提“去不善”，这说明孙膑确有过人的独到见解。作为统兵将领，勇敢、敢敢为等固然必不可少，但敢于承认错误、改正诸误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更少有人认识到这一在统兵中的重要，把这一条当一个关键因素提来。孙膑将这一条和“信”与“忠”并列，值得思。有这样一个事例，那是曹带兵去讨伐张绣路上发生的事。曹军兵之时，正当麦熟季节，但行军路上，曹却不见百姓收麦。他了解到这是怕兵，不敢下地收割。于是，曹派人到远近各村传谕百姓及各地方官员：“我奉天诏命，兵讨伐叛逆，为民除害。现在正当麦成熟的时候，我因不得已的原因现在起兵，为保护百姓，我命令官兵凡是经过麦田，有践踏麦的，一律斩首！我的军法很严，众百姓不用惊疑。”百姓听了传谕，无不呼称颂，遥望尘土遮天的行军路跪拜。曹军官兵严格遵守曹的命令，经过麦田时，全下行走，用手扶住麦，相互传递通过，无人敢践踏麦。当曹骑行时，忽然田里一只斑鸠惊飞起来，曹骑的受惊窜了麦田，踩坏了一大片麦田，曹当即叫来行军主簿，议自己践踏麦田的罪。主簿说“怎么能议丞相的罪呢？”曹说：“我自己制订法规，我又自己违犯了法规，怎么能让众人心服呢？”当即佩剑要自杀，众人急忙劝止。谋士郭嘉说：“古时《秋》上有记载，‘法不加于尊’。丞相总领大军，怎么能自戕呢？”曹沉了好一会儿才说：“既然《秋》上有‘法不加于尊’这一说法，那我就姑且免死吧！”随即用剑割下自己的发，扔在地上说：“割下发权且代替首级！”又派人把发传给三军将士看，并告之：“丞相践踏麦田，本来应该斩首，以便执行号令，现在割下发代替。”全军将士全都十分敬畏，无人敢不遵守军令。这个故事正好说明统帅“敢去不善”的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的党员必须遵守的一条准则，但愿所有的共产党员，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切实到为人民的利益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去掉“不善”，带领全国人民，搞好改革、开放，尽快把我国建设成繁荣昌盛的国。

本章已阅读完毕(请击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