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有些朝臣却甚为担心，对李世民说：“照历代朝廷的律例，凡是带着兵到皇上跟前的，应当以绞刑。现在陛下命令军士在廷中箭，万一有心怀不轨的人借机谋害陛下，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啊！”唐太宗李世民却微微一笑，说：“帝王把四海看作自己一家，全国人民都是我的赤，我对他们全都推心置腹，完全相信，还怕他们不服我吗？既然如此，为什么却首先就不相信中的警卫军士呢？”众将士听了唐太宗这一番话，更是受动和鼓舞，更加勤奋地练箭习武，没用几年，全都成了兵将，死心塌地为唐太宗效命。从李世民的三件事，我们可以一步悟“素信”的信，有三义：

一是威信，统兵将领也好，一国之君也好，必须以作则，为表率，从而取得军队和人民的信任；二是信誉，为领导者，必须言而有信，言必行，赏罚分明；三是信任，既有领导者对下属的信任，也有下属对领导者的信任。有了这“三信”，必然形成一个上下同心的局面，那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什么困难不能克服的呢？而这“ 信”必须建立在“素”的基础上，要靠“平时”、“一贯”去形成，才能有真正的“信”，如果平时无信，到关键时刻哪怕悬重赏，信誓旦旦，那也是无用的。只有“索信”，才能“令民素听”“素信”不但在统兵作战中十分重要，在其他方面也同样重要。无论哪一行、哪一级的首领，如果没有“素信”，其下属就不会“素听”，他的指挥就会失灵。即使靠其他手段，例如迫命令，恐吓利诱，金钱哄骗等等，即使收到一时的效果，那也必定不会很理想，也难以持久。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当今搞市场经济，有些人就以为靠钱就能解决一切，而一味依靠经济手段办事，可实际上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却办不成，办不好，最终还得靠“素信”对于这一，连许多西方资本家都能认识到。应该牢记，只有取信于民，才能万民拥，才能众志成城！在齐威王之后，田忌又问了七个问题。田忌是带兵将领，所问问题当然不像威王那样，从宏观上谈论用兵战略，而是从领兵作战这一较为的问题上谈论战略，七个问题最心的是“兵之急”，也就是带兵作战最首要最急迫的是什么。文中十分巧妙地用“排他法”，或者叫“穷举法”，由田忌把带兵当中很重要的赏、罚、权、势、谋、诈诸项一一提，而孙膑都说不是“用兵之急”，以致田忌急问： “此六者，皆善者所用，而大夫曰非急者也。然则其急者何也？”孙膑这才从容不迫地说：“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文章以这方式摆观，确实有奇效，一方面突了论，同时更显了这个论不同寻常，超常人的认识。田忌作为一名级将领，把他所知的善于用兵者认为十分重要的六项全举了来，孙膑却一一否定，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他的认识，他的观，超过像田忌这洋的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这表述方法确实很巧妙。孙膑在这里提的“必攻不守”，就是主张积极主动攻，反对消极防守。在军事上，这主动积极攻的主张是十分有效的制胜战略思想。人们常说，攻是最好的防守，制敌机先，方能争得主动仅，先发制人，常常可以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消极防守是很难守得住的。法国为了防止德国攻，修建了举世闻名的其诺防线，这条防线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但是，德军来了个迂回作战，巧妙地绕过防线，打到法军防线后面去了，结果法军一败涂地。这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其实，任何战争，最后都要靠攻解决问题。抗日战争，主席提了持久战的作战方针，把整个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且不说第三阶段要以攻夺取最后胜利，就是在战略防御阶段，主席主张的也是积极防御而不是消极防御，以游击战争手段在各个局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消耗敌人。正是在这一正确战略思想的指引下，广大抗日军民上动击，以游击战消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直至最后胜利。当然，孙膑在那个时代还不可能十分全面地论述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提一完整的攻和防御战略。但是，我们要取其华，着重领会“必攻不守”这一主张所现的积极主动神，以积极主动的战略思想去从事各项事业，必将受益匪浅。

再拿我们都十分喜的育比赛来说，如果没有积极主动攻，是绝对不可能取胜的；就算不可破的防守，也只能是保平不输，而不可能取胜。另如当今人们十分关心的反腐败问题，如果不能积极主动去预防，去清查理，而只是去堵，那将是堵不胜堵，越堵越多，越堵越严重。我们应该大力倡导，极力鼓励积极主动的攻神。文章最后总结的“素信者昌”、“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诸项，值得人们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