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没有幸的臣，家族人丁兴旺，长幼有序，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表志；农事活动适时，粮储存厚实，军队锐，疆土治理得很好，这是国的特征。”

文说：“动的国家看上去好象很闹；安定的国家看上好象很空虚；灭亡的国家好象匾乏不足；图存的国家好象过剩有余。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在岗位上；闹不是人丁多，而是因为都在追逐蝇小利；有余不是财力富余，而是因为寡少事；不足不是市场无货，而是因为人们虽然收少，但是各税赋却很多。]

什么是“四”呢？

仲说：“家中有疑忌正室的小妾，这是家；庶疑忌嫡，这是宗；朝廷里有疑忌宰相的大臣，这是国；任命的官员昏庸无能，这是众。”

[所以说：“确立谁为天时，不能引起各地诸侯的疑虑；分封王侯的时候，不能让朝中大夫疑虑；立正妻的时候，不能让妾疑忌；立嫡的时候，不能让庶疑忌。一有疑忌就要有所行动，不分正偏、长幼就要争斗，没有秩序就会互相伤害。因此把同一职务任命给两个大臣，国家必然发生动，没有发生动是因为国王还健在，依靠国王平息纷争，大臣们有所畏惧，还不敢来。国王一死，必无疑。同时立两个嫡的情况也一样。另外，大臣疑忌国王，没有不危害国家的；庶疑忌家长，没有不危害家的。”]

什么是“四危”呢？

仲又说：“国家的危险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公卿和相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二是大臣们不能同心协力；三是统帅军队的元帅不足以引起敌人的畏惧；四是人民不关心生产。这就是识别天下大或天下大治的标准。

“凡是作为最领导者的，法策、法规严明，赏罚必定兑现的，虽然不用多少宣传号，大势所趋，国家自然能达到大治；法令、策略不明，赏罚又不兑现的，即使天天发号召，也必然要大。”

[仲说：“治国有三武，国有六隐患。英明的国王如果能战胜这六隐患，掌握这三武，国家必然会得到治理。昏君不能战胜六隐患，掌握三武，所以致使国家动。三武是什么呢？一是号令，二是刑罚，三是俸禄和赏赐。什么是六隐患呢？一是亲信，二是宾师（没有官职而被国王敬重的人），三是行贿的人，四是女，五是善于钻营的小人，六是陪你玩赏的人。三武有什么功用呢？没有号令不能驱使臣民；没有刑罚不能在群众中产生威摄力量；没有赏禄不能鼓舞人效命。六隐患为什么会导致败亡呢？这六人虽然不服从法令也可以安然无羔，虽然犯了法也可以逃避法网，虽然没有功也可以发财致富。一个国家，有了不守法也安全的人，就不能让下边的人服从号令；有违法不究的人，法律就没有了尊严；有无功受禄的人，奖赏和薪就不起作用。这样一来，当国王就失去了坐稳江山的武。]

因此可以说，制、风尚构成了治理的格局，制合理，顺其自然，国家就不会发生动。相反，即使手忙脚，也不会治理好。尧舜垂拱，无为而治，都显得雍容有余，因为其制是治理的格局；胡亥、王莽奔驰忙碌，都制止不住天下大，因为其制就是致的格局。

商鞅说：“政策法令，是人民的生命，国家的本。上百个人追捕一只野兔，不是因为一只兔可以变成一百个，而是由于兔的所有权还没有确定。卖兔的人市场上到都有，但是盗贼不敢随便拿，因为归谁所有已经明确。由此可以知，确定名分（解决所有权），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名分不确定，所有权不明确，势必要发生混。如果制是治理的制，想也不了。制是混的制，想治也治不了。是混的制，越治越。是治理的制，治理就很容易了。所以圣人只治理备治理制的国家，不治理其制就是动源的国家。圣人为人民群众制定法律，一定要让老百姓对法律明白易知，通俗易懂，人人都能到。所以在圣人建立的国家里，没有因犯法而被杀的。倒不是该杀不杀，而是因为人人守法，人人避祸就福，人人自我教育。英明的君主以本制为基础治国，所以才会现天下大治的盛世。”]

因此，我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是在改造国家制上下功夫，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上。所以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反复研究审视法律制度，而后颁布命令，天下就会实现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