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不在多，在于用人得当。’如果任用了好官，尽人数不多也可以让天下得到治理；用了不好的官，人数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古人说不据才能选择官员，就像在地上画过不能充饥一样。《诗经》有句话：‘参谋的人如果多了，决策的时候反而不知所从。’孔说：‘官员不理政务，官吏怎么会得到简呢？’孔还说：‘一千只羊的，不如一只狐狸的。’这些至理名言都载史册，数不胜数。现在应当审查官吏，让他们都能够发挥各自的作用，那么国家就可以无为而治了。你应该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确定官员的人数。”房玄龄等人于是拟定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人，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数额，并对房玄龄说：“从今以后，如果谁有音乐、杂艺等一技之长，超过一般人的，只可以赏赐给他们钱财丝帛，一定不可奖赏过度，授予他们官职。从而让他们和朝廷的栋梁之才并肩而站，同桌而，致使绅士、大夫引以为耻。”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为仆，应当帮助我排忧解难，广开耳目，求访贤能之人。听说你们每天要理几百件诉讼，这样整天阅读公文都来不及，怎么能够帮助我寻访贤才呢？”于是唐太宗下令尚书省把细碎的事情给左右丞理，只有冤案被延误应该奏请皇上这样的大事，才给仆理。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我每天夜里总想着民间的事情，有时到半夜还睡不着，就是担心都督、刺史能否安抚百姓。所以在屏风上记下他们的姓名，坐着躺下都可看看，他们在任上如果了好事，也都记在他们的名下。我住在之中，看不到也听不到远，所依靠的就是都督、刺史。这些地方长官实在是关系到国家的太平和动，特别需要选择得力的人。”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右仆封德彝说：“天下太平的本，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近来我让你向我推荐人才，却不见你有所行动。天下的事情如此繁重，你应当为我分担忧虑，你不向我推荐贤才，那我又能向谁询问呢？”封德彝回答说：“下臣虽然不才，怎么敢不尽心尽力呢？只是现在我还没有发现类萃的俊杰。”唐太宗说：“过去圣明的君主很善于使用人才，从众多的人才中选杰者加以重用，不一味地依靠前朝的遗老遗少。哪里像商代的国君武丁在梦中见到了他以后的丞相傅说，周文王占卜找到了将要辅佐他的姜太公，然后才开始治理国家呢？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是被遗漏不被发现罢了。”封德彝听后，惭愧地退了下去。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尚书杜如晦说：“我发现吏选择官员，只看他文才是否众，而不看他的德品行。几年之后，这些人的劣迹渐渐败，虽然对他们行了罚，但是对老百姓已经造成了伤害。那么，如何才能够选到优秀的官员呢？”杜如晦说：“西汉和东汉选择的官员，他们的德闻名乡里，成为众人的楷模，然后他们被州郡推荐，最后才被任用，所以两汉以选人才众而著称。现在每年所选的人才，多达数千人，这些人外表谨慎忠厚、言语巧加掩饰，不可能很全面地了解他们。吏只能到授予他们品级和职位而已。选补官员的规章制度，实在不够完善，所以不能得到真正的人才。”太宗于是打算依照两汉时的法令，改由各州郡推荐人才，但因为功臣等人将实行世袭封官授爵制，这件事就停止了。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魏徵说：“古人说过，君主必须据官职来选择合适的人，不能轻率任用。我现在办一件事，就被天下人看到；说一句话，就被天下人听到。任用了正直的人，好事的都得到劝勉；错用了坏人，不好事的就争相钻营求利。奖赏和功绩相当，没有功劳的就会自动退避；惩罚和罪恶相称，坏人就有所戒惧。由此可知赏罚绝不可以轻易使用，用人更需要慎重选择。”魏徵对答说：“知人善任这件事，从古以来就是很难的，所以在考劳绩、决定贬降还是升迁时，要察看他的善恶。如今想找人才，必须仔细察访他的品行。如果了解到真是好的，然后才可任用。假如此人不会办事，只是才力不够，还没有什么大害。错用了坏人，假使他能力会办事，那为害就太多了。但在世只求有才能，可以不品行。太平时候，必须才能、品行都好，方可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