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职责。要求他们没有私心，竭尽全力，岂不是很难吗？小臣不可以让他们大事，对大臣不能因为小过错就治罪。给予很的职位，追究细小的罪过，于是那些刀笔小吏就会顺着陛下的旨意，捕风捉影，舞文法，曲成其罪。大臣为自己辩解表白，就认为他是不肯服罪；不辩解表白，就以为都是事实。真是退两难，不能自己分辨，于是只好苟且免祸。大臣苟且免祸就会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就会虚伪成风，虚伪成风就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啊！

朝廷任命大臣，都是想让他们竭尽全力。而大臣却有所避讳不敢讲话，这就叫未尽全力。如果选的官员得当，即使是故旧又有什么关系。如果选的官员不得当，即使关系疏远也不算可贵。自己不给予别人充分的信任，又怎能要求别人忠恕呢？臣虽然有时会犯过错，可是国君如此对待也不算得当！皇上既然对臣下不信任，那么必然认为臣下无可信之。如果臣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皇上必然也有让人可疑的地方。《礼记》上写：“地位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到无所适从；臣言行莫测，那么国君就会不放心。”国君与臣之间互相不信任，就谈不上天下大治了。如今诸位臣天各一方，相距遥远，对于三番五次的谣言而不信以为真的人，据我所知还未曾有过。我国疆域辽阔，人众多，难连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都没有吗？用信任的态度去选择人，就没有绝对不能用的人；用怀疑的态度去选择人，就选不到信得过的人，难这只是臣的过失吗？即使普通人，一旦结为朋友，都可以用生命来报答，纵然死也不会改变，更何况君臣之间默契得如同鱼和的关系呢？如果国君像尧、舜那样，臣像稷、契一样，怎么会有遇到小的事情就改变志向，碰到小的利益就变心的理呢？这虽然是由于臣下不够忠心耿耿，也是由于国君心怀猜疑、对待下属过于苛求的缘故。这怎么谈得上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呢？凭陛下的聪明才智和现在的成就，要是能诚恳广泛地寻求贤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会天下大治，就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了。夏、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太宗十分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魏徵：“我克制个人的私，仰慕效法前代圣贤。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我时常把它们放在首位，用于勉励自己。世上每个人都苦于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不知这四个方面，我哪些得好哪些得差呢？”魏徵回答说：“德、仁、功、利四个方面，陛下都在。在我看来，陛下对内平定各祸，对外消灭了戎狄对边疆的威胁，这是陛下的功劳。安抚百姓，使他们生活有依靠，这是陛下的功德。从这方面看，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数，只是德与仁这两方面，希望陛下自不息，必定可以到。”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到他孙手里往往发生祸，这是什么缘故？”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幼主生长在之内，从小过着富贵生活，并不知民间事情的真伪、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当政就多祸。”太宗说：“你的意思是把过失推之于君主，我则要归罪于臣下。那些功臣弟多数无才无德，靠祖父、父亲的资荫就上大官，不修养，只奢侈放纵。君主既然幼弱，臣下又没有才能，遇到国家倾危不能匡正扶持，怎能不发生祸？隋炀帝记取宇文述在自己当晋王时的功劳，把他的儿宇文化及提升为官显位，可是宇文化及不考虑如何报效，反而叛逆弑君。这难不是臣下的罪过吗？我讲这话，希望你们训诫勉励自己的弟，使他们不要犯严重的过错，就是家国值得庆幸的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都是隋朝大臣中间受恩重者的孙，后来都谋反，这是什么缘故？”岑文本回答说：“君才能够恩德，杨玄、宇文化及之，都是小人。古人所以要看重君而鄙视小人。”太宗说：“你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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