兢兢业业地料理国事，相较于臣犯上作，而君主清明，哪一个的危害更大呢？”魏徵答说：“君主圣明，就能够明察秋毫，对臣的是非曲直了如指掌，满朝百官谁敢不服，谁敢不尽心尽力为朝廷效力呢？但是如果君主昏庸，不听劝告，虽然有百里奚、伍胥这样的忠臣，依然无法避免祸患，国家败亡是必然的事情。”唐太宗说：“可能是这样，但是我看到北齐文宣帝昏庸残暴，大臣杨遵彦却能够用严明的政治匡扶朝纲，使北齐的统治得以维持，这又如何解释呢？”魏徵说：“杨遵彦侍奉的是暴君，他能为天下苍生好事实事，使国家幸免于难，的确显得十分艰难。这哪能与国君威严圣明，臣敬畏守法，敢于献忠言，君臣之间互相信任支持相提并论啊。”

贞观十九年，太宗对周围的侍臣说：“我看自古以来，那些由于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而导致亡国的君王，简直多得数不清。我姑且不说年代久远的事，像晋武帝灭掉吴国、隋文帝征服陈国之后，内心狂妄自大，生活腐朽奢靡，不可一世。手下的臣再没有谁敢多说话，于是国政日渐松弛混。我自从平定突厥、打败丽、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来，让它们一一成为我的疆土，可以说边境上的外族无不敬畏天威，我国的声威教化从此广布四海。我由此而害怕内心滋长自满情绪，常常自我告诫：要勤于朝政，废寝忘，不敢怠慢。每天都期待有臣大胆直谏，并且可以把它用于国家的政治教化，我要用对待师长那样的礼节对待忠臣。如果君臣能到这样，那么国泰民安的日就指日可待了。”

（贞观十九年）太宗刚即位那几年，国家接连发生旱灾、霜灾，粮的价格很，再加上突厥的犯扰，州县更加不得安宁。太宗忧心百姓，心治理国政，提倡节俭，大力广布恩德。当时，从京城到河东、河南、陇右一带地区，饥荒更为严重，甚至到了要一匹好丝才能够买上一斗米的境地。百姓虽然四奔走寻找，但没有一个人埋怨，无不安分守己。到了贞观三年，关中一带大丰收，百姓一个个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竟然没有一个人逃散。太宗皇帝获得人心竟到了这程度，加上太宗善于听取意见，喜儒家之说，真心诚意寻求有才能的人，任用选贤能的官吏，废除旧制度的弊端，建立了许多好的制度，举一反三，类旁通，使国家秩序井然。当初，太宗的兄弟加害于他，一同参与的达到一千多人。祸被平息之后，太宗仍然任用这些人在他周围官，大家都心地坦，从不互相猜疑。当时大家对此议论纷纷，都认为太宗能正确理重大的事情，很符合一个帝王的份。太宗痛恨贪官污吏，有徇私舞弊、接受贿赂行为的，没有一个得以赦免逃脱。在京城以外贪赃枉法的官员，太宗都会派遣专人，调查情况，据他所犯的罪行行严厉惩。因此，贞观年间的官员大多清正廉洁，谨慎行事。不是王公贵族，还是豪富商贾，都慑于皇帝的威严，一个个不敢作犯科，因此欺凌侵占百姓利益的事情销声匿迹。门旅游或生意的人，也不会碰上小偷盗，国家的牢房常常是空的，野外放牧的不用看，夜晚家家的门也不用上锁。又加上年年丰收，一斗米才卖三四文钱。外无论是从京城到岭南岭西，还是从山东到沧海，都用不着准备粮，在路途中就可以轻易获得。在泰山周围的乡村赶路，行人经过这里，都会受到情的款待，发时还有东西赠送，这些事情都是亘古未有的。

评析

《政》篇可看是《君》篇的补充，两者构成对“贞观之治”政绩的概要说明。这一篇所列内容，除补充说明诸如守直、灭私徇公、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惟清净、改革旧弊、从谏如等君臣应当遵守的准则以外，着重说明唐太宗能够实现“贞观之治”，很重要的一是信用了魏徵及其提的当行帝王的意见，即“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样一大胆、决、有所作为的主张，驳斥了封德彝等守旧派认为“人渐浇讹，不及纯朴”的错误观，因而仅在两三年时间里，就达到了“关中丰熟，咸自归乡”“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布野，外不闭”的古昔未有的繁荣景象。唐太宗对现的“贞观之治”，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魏徵：“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朕虽无质，为公（指魏徵）所切磋，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