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行考，收集史实的说法呢？所以贤人生活在社会上，官就尽忠宣扬教化，以显扬朝廷的圣德；不当官就著书评论是非，纠正不良的风气。世俗如果还不知回到正上来，就应该伸张义指斥作坏事的人；著书的人如果不补救，迷失正的人就不会觉察醒悟过来。

因此《论衡》的写作，起源于许多书的记载已经失实，虚妄的言辞超过了真的言辞。所以虚妄的言语不废除，华而不实的文章就不会被制止；华而不实的文章泛滥，实事求是的文章就不会被采纳。所以《论衡》这书，是用来权衡是非之言，确立判断真伪标准的，并不是随意玩笔墨修饰文辞，故作奇伟的样。写作它的源全起因于人间有许多错误，所以我用尽心思，以此来讥刺社会上的不良风俗。社会风俗的特，是喜好奇异怪诞之语，喜虚假荒诞的文章。为什么呢？实事求是的言论不能快人心意，华而不实的言辞文章却能使人惊耳动心。所以有才能的人，喜好谈论的人，夸大实事，故作盛的言辞；写文著书的人，编造毫无据的文字，作虚假不实的解释。听的人认为确实如此，就不停地谈论；贤人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就久传而不断绝。久传不绝，那么文字就记载在竹帛之上；谈论不止，那么就会误贤者之耳。至于有些当老师的人，宣扬的是伪的解释；各级官吏，读的都是虚妄不实的书。明辨了这些是与非，我痛心忧伤，怎么不加以评论呢？孟痛惜杨朱、墨的议论大大压倒了儒家的议论，援引公平正直的论说，赞扬正确的贬斥错误的，世人却认为他好争辩。孟说：“难我好争辩吗？我是不得已啊！”现在我也是不得已啊！虚妄的比真实的更显，实诚的被虚伪的所迷，世人不醒悟，是与非分不清，紫与朱红混杂在一起，瓦块和宝玉夹杂在一堆，凭情而言，我的心怎么能忍受得了啊！卫国的陪车侍从超越职责而帮着叫喊赶，他的痛惜忧伤发自内心，是唯恐主人有危险。论说的人忧虑世俗不良，同卫国的陪车侍从是同一心情。神忧愁魂魄苦闷，引动了中的静气，损伤了年寿，对生命毫无益。灾祸比颜回更重，违背了黄、老的世哲学，这并不是人们所要贪求的，迫不得已，所以写了《论衡》这本书。文章浅显而思想正直，遣辞简约而情真实。其中的《政务》篇谈的是治理百姓的理。《论衡》中的各篇文章，所论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上一般人都能识别的，与作者本人没有什么不同。如像九虚、三增、《论死》、《订鬼》等篇文章，谈的是世俗间长久迷惑的问题，是一般人所不能觉察的。君王遇到世风败坏，就要在上面改变政教；臣下遇到疑惑，就要在下面作评论。如果臣下的议论符合实际的理，那么君王改变政教时就会采纳它了。希望能唤醒那些受到迷惑的心，使他们知虚与实的区别。实与虚的区别确定了，浮华虚假的文章就会绝灭；浮华虚假的文章绝灭了，那么纯诚的教化就会日渐增长。

有人说：“圣人创作，贤人阐述。以贤人的分而从事创作，是不对的。《论衡》、《政务》，却可以说是创作啊。”

回答说：《论衡》、《政务》不是创作，也不是阐述别人的东西，而是发表议论。五经的产生，才可以称为创作。太史公的书、刘政的序、班叔的传，可以称为阐述别人的东西。桓君山的《新论》、邹伯奇的《检论》，可以称为议论。现在来看《论衡》和《政务》，是和桓、邹二人的议论是同类的，并不是所说的创作。开创的另作，从前本没有的，如仓颉创造文字，奚仲造车这才是创作。《易》说伏羲制作八卦，在此以前没有八卦，伏羲制作了它，所以称为创作。周文王把八卦画来，自己推演成六十四卦，所以称为推衍，说《论衡》的写成，像推演六十四卦一样，但又不是如此。六十四卦是据图象扩展而增生来的，它的卦增加，它的数就多了。现在《论衡》只是针对世俗之书，考订它们的真伪，辨别它们的虚实，并不是始创另作，在之前毫无依据。儒生对先师的说法追问责难，文书律令之吏对狱卿的判案覆考查，说《论衡》是创作，那么儒生、文吏的法也是创作吗？

给皇帝、上司写奏章、报告，陈述应采取的政策措施，都是想有助于政治。当今写书的人，如同写奏章、报告一样，主张发自内心，文章写成于手中，它们的实质是同样的。上书称为“奏”，奏记换一个名称就叫“书”建初初年，中原一带收成很不好，颍川、汝南的老百姓离失所四逃荒。圣主心中忧虑，屡次下诏免租。《论衡》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