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董仲舒“理孔之书”，这句话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奇。在孔圣人门下，或整理孔的书，司迁和扬雄没有这说法。世俗的人用心不诚实，了解事违反了实情，两说法游移不定，翻来覆去不安稳。考察董仲舒所写的书，没有违背儒家的规范，没有违反孔的原意。那些说“烦孔之书”的人，是错的；孔的书没有，那些说“理孔之书”的人、也是错的。孔说：“在师挚开始演奏的时候，在结尾演奏《关雎》的时候，耳里充满了丰富优的音乐。”所谓“”，其实是指总结孔的言论。孔生在周代，开创了儒家学说；董仲舒生在汉代，总结了孔之后的儒家学说，把理都说尽了。班彪续写《太史公书》，大约就是这个意；赋颂的篇末有“曰”这一章，大约就是这类情况。孔学说的全貌，是经过董仲舒的阐述而最后确定下来的，因此，董仲舒所说的搞雩祭设土龙，一定有它的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就什么样的人。”五帝、三王之中，颜渊唯独仰慕舜，是因为自己的步调和舜有一致的地方。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记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董仲舒谈论德政治，值得赞。考订世间之事，论说社会上的疑难，没有比桓君山更明的了。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达到的，而桓君山的论述就很难赶得上。骥与一般的足迹绝不相同，然而有些还是能赶上千里的。这里有一，足能行千里，终究不能称为千里，是因它与骥的不同。这里有一人，文章得上董仲舒，论述可与桓君山并列，始终与二人不相称，是因为姓名与他们不同。所以一般的也能行千里，不一定叫骥或騄，人们期望贤智的人，不一定非孔、墨不可。用什么来证明这一呢？桓君山的论述很难赶得上。两把刀相砍，就能知它们的利与钝；两论锋，就能看它们的是与非。所以韩非的《四难》，桓宽的《盐铁论》，是桓君山《新论》一类的书。社会上有人产生疑惑，说了错话而肯定了虚假的东西，论述者给予实订正，所以是很难办的。卿判决案件，狱吏断定疑案，是非无法决断，曲直无法分清，世人必然会认为卿和狱吏不称职。至于论述，不致力于订正疑惑，两说法一并记载，不肯作明确的结论，与能够剖析糊涂不明的事理，解决杂无章的事情，使言论没有不可知的，文章没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准更好呢？考察孔作《秋》“表彰极小的善事，贬斥细微的恶行”可褒奖的人，就宣扬他的德称赞他的善行；可贬斥的人，就揭他的罪恶讥刺他的丑行。《新论》的理，与《秋》完全是一致的。

社会习惯喜好珍贵古代而不重视现代，认为现代的书不如古代的书。实际上古代现代是一样的，著书人的才能有有低，言论有对有错，不分好坏而只是珍贵古代的书，这就是说古人比今人贤明。考察东番的邹伯奇、临淮的袁太伯和袁文术、会稽的吴君和周长生这些人，地位虽然达不到公卿那么，但确是才智博大，是一批文雅的英雄人。看邹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术的《咸铭》、吴君的《越纽录》、周长生的《历》等书，连刘政、扬雄也不能超过他们。人的才智有浅有，这是不分古今的；文章有假有真，这是不分新旧的。广陵的陈迥和颜方，当今的尚书郎班固，兰台令史杨终、傅毅这些人，虽然没有大著作，但他们写的赋颂记奏，言辞极有文采，赋就同屈原、贾谊的一样，奏就同唐林、谷永的一样，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比较长，其优程度是一样的。当今他们没有名，假如在百代以后，他们就是刘政和扬云一类的人了。韩非写的书，李斯引用来议论事理；扬云作《太玄》，侯铺随着就宣扬它。韩非与李斯同在一个老师门下，扬云和侯铺共在一个朝代，亲目睹奇异之书，不据作品的年代而改变评价标准，实事求是，凡是好的都仰慕不已，不因为是同时代的人就认为经历平凡而瞧不起，喜奇特的书没有止境，所以奇特的书名声久传不绝。扬云反其意而用《离》中的话，并不能完全相反，一篇文章往往由于被非难，反而使它更加突。《六略》著录有一万三千卷，即使不能全都见到，其宗旨还是大可以知的，所以借其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行考订并加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