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抛弃了礼义，背叛了他们的君王而造成的吗？像这类事情，是由于粮缺乏，人们不能忍受饥饿寒冷所造成的。在饥寒迫的情况下而能不坏事的人是很少的，那么在衣充足的情况下不能好事的人也是很少的。

传上说：“谷仓米库充足，老百姓就会知礼节；衣服富足，老百姓就会知荣辱。”谦让产生于富余，争斗起因于不足。谷充足丰富，礼义之心就会产生；礼仪盛多讲究礼义，国家安定的基础就奠定了。因此，荒年的天，不拿东西给亲戚吃；丰年的秋天，邀请四邻共同享受。不拿东西给亲戚吃，是恶劣的行为；邀请四邻共同享受，是善良的义举。产生善恶行为的原因，不在于人的本质特，而在于年岁的丰歉。因此说来，礼义的推行，在于谷的充足。

考察谷收成的好坏，本来是由年岁决定的。发生灾或旱灾的年，庄稼没有收成，这并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而是“时数”本该如此。如果一定认为旱灾害是因为政治所造成的，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莫过于桀和纣了，那么桀、纣当政之时，应该经常发生灾和旱灾。考察桀、纣当政之时，却没有发生饥荒灾害。灾害现自有一定的“时数”，也许反而在圣君当政之世现。据实论事的人解释尧时的洪、汤时的大旱，都认为碰巧遇到这样的“时数”，并不是因为政治不好而造成的。解释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却偏偏说是政治不好的征兆，这解释只是为了表明尧、汤德尚，历代帝王都不好而已。知了一件事就足以了解一百件，明白了什么叫恶就足以比照什么是善。据尧、汤的情况来论证历代帝王，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都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据灾变的现而辨明是祸还是福，五帝时代现的太平社会，不是由于德所造成的，就很清楚了。

人患了温病将要死的时候，事先会有带病态的气在面现。生这病，是遇到邪气了。这病治不好，会引起死亡，寿命就会终结。国家的混危亡，与人生病是同样的征兆。天地间有灾变现，如同人患温病将死的时候，病态气现在面一样。现旱灾害，如同人遇到邪气而生病一样。灾祸不消除，就会引起国家灭亡；如同病治不好，会引起人死亡一样。

论者认为灾变是政治好坏的征兆，贤人患了温病气呈现病态，可以认为是由于他的行所产生来的吗？认为旱灾害是由于君王无所造成的，贤人生了病，可以认为是他的行为恶劣而得的病吗？认为国家灭亡是政治坏到了极，贤人死了，可以认为是他的罪行重吗？贤人有得病而早死的，恶人有力壮而长寿的。病死的人，不在于他的品行恶劣。那么国家的动危亡，也不在于政治的正确与错误。恶人力壮而长寿，政治不好国家也能平安而长期地存在下去。由此说来，祸变产生不足以说明政治不好，福瑞现也不足以说明政治好，就很清楚了。

在天上现的变化，是日月遮光而发生日、月现象，四十二个月发生一次日，每五六个月发生一次月。日、月的发生，有一个固定的期数，不在于政治的好坏。千百次灾变，都是同一情况，不一定是由于君王施政设教不当所造成的。岁星冲犯朱雀的尾，周、楚两国将有灾祸；慧星现，宋、卫、陈、郑四国都遭受了灾害。正当这个时候，这六个国家的施政设教，不一定有什么失误。历县城，在一个晚上就沉陷下去成为湖泊，当时的历地方官吏，不一定有欺诈妄为的过失。

成败决定于上天，吉凶决定于时数。人还没有行动，天上的征兆已经现，不是时数又是什么呢？五谷生长在田地里，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在市场上售的谷，价格有时有时低。丰收年景谷不一定便宜，歉收年谷不一定价钱。丰收歉收有一定的年，价价低有一定的时数。时数注定谷价应当，丰收的谷价值大增；时数注定谷价应当低，歉收的谷价值大减。谷的价格低，不在于丰收歉收，如同国家的治不在于政治的好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