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叶可以喂蚕，它们的作用也很重要，与谷没有什么差别。桂树桑树上生蠹、蝎不以为怪，偏偏说庄稼生虫就成灾变，这是不懂得类的理，不明白灾变的情况。谷生的虫叫蛊，蛊就像蛾一样。粟米腐臭发就会生蛊。蛊吃粟米，不说是灾变，虫吃禾苗的叶造成灾害，却把它归结于政治方而的原因。照“说虫之家”的看法，这是说粟不重要禾苗反而重要了。

虫的类众多不止一。鱼、腐臭会生虫，醋、酱不盖严会生虫，饭受温邪气会生虫，书经常卷起不打开会生虫，衣服折压不悬挂会生虫，蜗、疽、■、蝼、■、蝦中会生虫。这些虫或白或黑，或长或短，或大或小，或或细，不属于同一类，都是受风之气而产生的，并随着风的消失而死亡。虫产生并不选择时间，或者活着的时间很短促，现不久就死了。“变复之家”看到虫很少现，现了又吃东西，就把它说成是灾变。灾变现应当有所怪罪的人，于是就据虫所象征的官吏，顺着加以解释。人的腹中有三寄生虫，低洼之的泽，里面的虫叫蛭。蛭吃人脚上的血，三寄生虫吃人中的血。“顺说之家”将要说三虫象征哪一类官吏呢？

凡是在天地之间，由之气所产生的，用足爬行的小虫，蠕动爬行的小虫，承受“气”而产生，开就能吃东西。有可的和不可的，心思相同，望相等，大的吃细弱的，聪明的侵侮愚笨的。其也动以大吃小相残，不称之为灾变，偏偏说虫吃谷为了应和政事，这就失掉了理的本质，不懂得构成事的气的本了。然而虫的产生，必须依靠一定的温度和度。温之气，常常产生于夏两季。秋冬两季的气，寒冷而燥，虫没有产生的条件。如果以虫产生而惩罚地方官吏，这样就是说地方官吏在夏两季贪赃，在秋冬两季廉洁了。即使像盗跖那样的官吏，如果在秋冬两季任职官，也会受到如伯夷那般的称颂了。夏季节不止一个，而有时发生虫灾，是因为天气太，太了。温度度过甚，之气就不调和。之气不调和，与政治有关系。只能归结于政治，指责说是地方官吏为非作歹，就失去了事实依据。

怎么知虫的产生要依靠一定的温度和度呢？从蛊虫的产生就可以知这个理。燥的谷，不会产生虫。温腐臭变味的谷，虫不停地产生。收藏冬小麦的，要在烈日下晒，把麦放在燥的容里，这样虫就不会产生。如果不晒，吃的虫，就会如云烟般滋生来。从蛊虫的产生和吃谷的情况，类推其他的虫，依靠一定的温度度而产生的理，就明白了。《诗经》上说：“飞来飞去的苍蝇，停留在篱笆上。和蔼友的君，不相信毁谤的言语。“毁谤的言语伤害善良的人，苍蝇沾污洁白的东西，同是一样的祸害。《诗经》以苍蝇寄兴抒怀。昌邑王梦见西阶下有堆积着的苍蝇屎，第二天早上，召见并询问郎中令龚遂。龚遂回答说：“苍蝇，是毁谤者的象征。苍蝇屎堆积在台阶下，是君王将要任用臣的预兆。”由此说来，苍蝇这虫现，应和君王任用臣，为什么不说苍蝇造成灾变呢？如果说苍蝇可以造成灾变，那么苍蝇年年生在世上，难是君王经常任用臣吗？

考察虫祸害人，没有像蚊虻这样厉害的，而蚊虻年年生。如果认为蚊虻现是应和灾害，难世间经常有祸害人的官吏吗？如果一定要以虫吃东西才算作灾变，那么人是万中最尊贵的，蚊虻人血，更应当算作灾变了。如果一定要以虫突然现祸害人才算作灾变，那么年年生，而人血的，与有时现而祸害人的，哪一个为灾更严重呢？人生疥疮也是少有而不常见的，疥虫为什么不造成灾变呢？而且天将要下雨，蚂蚁，蚋虫飞舞，人们认为这是与当时的气相应和的缘故。也许各虫的产生，是它们自己与当时的气相应和而生的，怎么往往归罪于地方官吏呢？天运行自有法则，吉凶因素偶然会合，不常见的虫恰好生，贪官污吏正好在那里官，人们考察贪官污吏的行为，又发现造成灾害的虫产生，就说这是由于地方官吏为非作歹造成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