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能突还有突的，他们才能相互超越但总有低之分。儒生托名在儒门，远远超过一般人。可是有的不能讲解一经书，教诲后代孙；有的却能率引众多学生，讲解透彻内容丰富，能称作通晓经书。有的不能写完一份公文，提一主张；有的却能陈述国家政治得失，提适宜的建议，而且言论符合经传，文章如星月一般灿烂。他们象谷云、唐一样优秀，能在报告和意见书上引经据典，却不能连结起来写成文章；有的能把古今事选取排列来，把往事记载下来写成书，象司迁、刘政这些人，累积材料编成篇目，文章数万言，他们远远超过谷云、唐，然而是沿袭以前现成的记载，没有自己心中的创造。至于陆贾、董仲舒评论国家大事，随心说，不凭借外在条件，然而却内容浅显易懂，读者还叫它传记。成长作《乐经》，杨云作《太玄经》，都是在心思考后创造来的，所以能穷尽远难见的大理，不是接近圣人的才能，是不可能写成功的。孔作《秋》，成长和杨云二人作《乐经》和《太玄经》两经，真称得上明地遵循着孔的足迹，宏大有与圣人相提并论的才能。

王公向桓君山打听杨云。桓君山回答说：“汉朝建立以来，没有谁能超过此人。”桓君山区别人才，可以说是符合人才下的实际情况。采玉的人心比玉还，钻的人智比神灵。君山能区别儒生的才能，排列他们的名次，可见比所排列的人贤能。他又作《新论》，评论社会上的问题，辩明是非，虚假的话语，虚伪的文词，没有不被证明确定的。在那成长、杨云等兴论立说的人当中，桓君山算是一个了。从桓君山以来的那些文人、鸿儒都有博大的才能，所以有好的文章。他们动笔能写文章，用心能谋划，文章从心中，思想用文章来表明。观看他们的文章，非同一般卓越超群，真称得上辟的论述。这样说来，文章写得多的人，是人中最杰的了。

植下面有和，上面才有和叶；果实里面有果，外面才会有和壳。文章言辞是读书人的叶与壳。真情实意在心中，文章写在竹简和帛上，表达与内心，自然要互相符合相称。情激动才能下笔畅，所以文章写真情而能来。人会写文章，就像鸟兽有一样。有五颜六，都长在上。如果写文章没有内容，这就是像五颜六鸟兽的无故长了来。选武士来箭，武士要心气平和站直，把弓和箭握牢固，然后才能中。兴论立说一，就像弓箭一样。论说应当有理，就像箭要中靶一样。箭是用箭中靶来验证其技巧，论说是用文章来证明是否超群。文章超群与箭技巧都是从心里产生的，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

文章中有奥的意思，重大的谋略，君臣治国的方法，只是由于他们自己无法实行，里又不能直说来表达心情，所以用文章来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以后一定能实行它。孔作《秋》，是用来表达君主的理。然而孔的《秋》，是他素王的事业；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是素相的事业。看《秋》可以看君主的理，读桓君山一类人的传书，可以看相的意图。所以说：陈平分割祭，是当丞相的苗；孙叔敖疏通期思河，是当令尹迹象的显现。观看传书里的文章，有治理国家大事的理，不仅是分割祭、疏通河的预兆。脚不劲就走不远，锋刃不锐利就割不。能连结篇章写文著书，一定是才能大智慧而完的杰人。

有人说：“写书的人，看得多听得多，熟悉学问，就能类推写文章来。文章是由见闻写来的，不一定真实才能与文章相符合。寄肤浅的见解于漂亮的文辞，没有刻的内容，见不到治理国家的本原则，所以很少有建立功业的人。国家安危的关，文人都不能参与其事，没有建立功绩的作用，只有动笔写文章的效果。

我说：这不一定。周代写书的人，都是权谋的大臣，汉代敢于直说的人，都是博览群书的官吏，怎么能说文章写来不是像叶的生长那样是由促成的呢？用心思考作计谋，收集资料写文章，情在文辞中表现来，意思在说话中得到证明。商鞅帮助秦国，想在霸业上得到功绩，于是写《耕战》；虞卿帮助赵国，提计谋和主张并被采纳，辞官后写了《虞氏秋》。其基本思想，就是虞卿在赵国都城给赵王提的建议；《耕战》的内容，就是商鞅在秦国堂上向秦孝公提的建议。陆贾消灭吕氏的计谋，跟《新语》是同样的见解；桓君山改变晁错的计谋，跟《新论》是同样的意见。看谷永上书的陈述，唐林坦率的言，刘向恳切的建议，都以见解为本，写成文章，想借助它把见解表达来，难只是雕饰文辞，随便写成漂亮的言辞吗？真挚的情发自内心，所以那文章上的话才地动人。因此鲁仲连用箭信，燕将会自杀；邹上书辩解，梁孝王才会打开牢门放他。书信、奏章和文章的内容，是从内心迸发来的，并非只是博览群书的人能造来的，熟悉学问的人能写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