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议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郑玄云‘禘郊祖宗，谓祭祀以也。此禘谓祀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寡，大德众’。王肃云‘祖宗是庙不毁之名’。果如肃言，殷有三祖三宗，并应不毁，何故止称汤、契？且王者之后存焉，舜宁立尧、顼之庙，传世祀之乎？汉文以祖泰畤，至武帝立明堂，复以祖，一人两，有乖圣典。自汉明以来，未能反者。故明堂无兼之祀。窃谓先皇宜列二帝于文祖，尊新庙为宗，并世祖而泛，以申圣主严父之义。先皇于武皇，则第为季，义则经为臣，设飨之坐，应在世祖之下，并列，俱西向。”

国博士王摛议：“《孝经》‘周公郊祀后稷以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颂》‘《思文》，后稷天也’。‘《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武王之文，唯《执竞》云‘祀武王’。此自周庙祭武王诗，弥知明堂无矣。”

太祖为齐王，依旧立五庙。即位，立七庙，广陵府君、太中府君、淮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为七庙。建元二年，太祖亲祀太庙六室，如仪，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仪注应倚立，上以为疑，使庙僚行事，又以诸王代祝令于昭后室前执爵。以问彭城丞刘瓛。瓛对谓：“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窃以为薄。庙僚即是代上执爵馈奠耳，祝令位卑，恐诸王无容代之。旧庙仪诸王得兼三公

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孝经》郑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

建武二年旱，有司议雩祭依明堂。祠郎何佟之议曰：“《周礼-司巫》云：‘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郑玄云：‘雩，旱祭也。天于上帝，诸侯以下于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则舞雩’。郑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也。’郑众云：‘求雨以女巫。’《礼记-月令》云：‘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郑玄云：‘气盛而恒旱。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所为百原，必先祭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谓为坛南郊之旁，祭五之帝，以先帝也。自鼗鼙至柷敔为盛乐，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谓勾龙、后稷之类也。《秋传》曰龙见而雩，雩之正当以四月。’王肃云：‘大雩，求雨之祭也。传曰龙见而雩，谓

建武二年，通直散骑常侍庾昙隆启：“伏见南郊坛员兆外内，永明中起瓦屋，形制宏壮。检案经史，无所准据。寻《周礼》，祭天于圜丘，取其因之义，兆于南郊，就位也。故以敞，贵在上昭天明，旁气。自秦、汉以来，虽郊祀参差，而坛域中间，并无更立室。其意何也？政是质诚尊天，不自崇树，兼事通旷，必务开远。宋元嘉南郊，至时权作小陈帐以为退息，泰始薄加修广，永明初弥渐丽，往年工匠遂启立瓦屋。前代帝皇，岂于上天之祀而昧营构，所不为者，有情意。《记》称‘扫地而祭，于其质也，用陶匏，天地之也’。故‘至敬无文’，‘以素为贵’。窃谓郊事宜拟休偃，不俟大，以明谦恭肃敬之旨。庶或仰允太灵，俯惬群望。”诏“付外详”

国助教徐景嵩议：“伏寻《三礼》，天地两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牺牲，用陶匏，不载人君偃之仪。今栋瓦之构虽殊，俱非千载成例，宜务因循。”太学博士贺翙议：“《周礼》‘王旅上帝，张毡案，设皇邸’。国有故而祭，亦曰旅。毡案，以毡为床于幄中，不闻郊所置宇。”兼左丞王摛议，扫地而祭于郊，谓无筑室之议。并同昙隆。骁骑将军虞炎议，以为“诚悫所施，止在一坛。汉之郊祀，飨帝甘泉，天自竹望拜，息殿去坛场既远，郊奉礼毕，旋幸于此。瓦殿之与帷，谓无简格”祠郎李捴议：“《周礼》‘凡祭祀张其旅幕，张尸次’。尸则有幄。仲师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帐也’。凡祭之文，既不止于郊祀，立尸之言，理应关于宗庙。古则张幕，今也房省。宗庙旅幕，可变为栋宇；郊祀毡案，何为不转制檐甍？”昙隆议不行。

佟之又议：“《孝经》是周公居摄时礼，《祭法》是成王反位后所行。故《孝经》以文王为宗，《祭法》以文王为祖。又孝莫大于严父天，则周公其人也。寻此旨，宁施成王乎？若《孝经》所说，审是成王所行，则为严祖，何得云严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天之乐歌，《我将》是祀文王明堂之乐歌。若如摛议，则此二篇，皆应在复明辟之后。请问周公祀后稷、文王，为何所歌？又《国语》云‘周人禘喾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韦昭云‘周公时，以文王为宗，其后更以文王为祖，武王为宗’。寻文王以文治而为祖，武王以武定而为宗，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郑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诗》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单有合。故郑云‘四时迎气于郊，祭一帝，还于明堂，因祭一帝，则以文王’。明一宾不容两主也。‘享五帝于明堂，则泛文、武’。泛之为言，无的之辞。其礼既盛，故祖宗并。”参议以佟之为允。诏“可”

骁骑将军江淹议：“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为一日再黩之谓，无俟厘革。”

隆昌元年，有司奏，参议明堂，咸以世祖。国助教谢昙济议：“案《祭法》禘郊祖宗，并列严祀。郑玄注义，亦据兼飨。宜祖宗两，文、武双祀。”助教徐景嵩、光禄大夫王逡之谓宜以世宗文皇帝。祠郎何佟之议：“周之文、武，尚推后稷以天，谓文皇宜推世祖以帝。虽事施于尊祖，亦义章于严父焉。”左仆王晏议，以为“若用郑玄祖宗通称，则生有功德，没垂尊称，历代帝，何止于郊邪？今殷荐上帝，允属世祖，百代不毁，其文庙乎！诏“可”

尚书令王俭议：“前汉各日，后汉亦不共辰，魏、晋故事，不辨同异，宋立明堂，唯据自郊徂之义，未达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坛旅天，甫自诘朝，还祀明堂，便在日昃，虽致祭有由，而烦黩斯甚，异日之议，于理为弘。《秋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则北郊之祀，应在明堂之先。汉、魏北郊，亦皆亲奉，晋泰宁有诏，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营缮，太常顾和秉议亲奉。康皇之世，已经遵用。宋氏因循，未遑厘革。今宜亲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瘗后土，后辛祀明堂，御并亲奉。车服之仪，率遵汉制。南郊大驾，北郊、明堂降为法驾。衮冕之服，诸祠咸用。”诏“可”

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议：“《秋传》以正月上辛郊祀，《礼记》亦云郊之用辛，《尚书》独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为先甲三日辛，后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后汉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无容不郊而堂，则理应郊堂。”

矣。《礼》以辛郊，《书》以丁祀，辛丁皆合，宜临时详择。”

尚书陆澄议：“遗文余事，存乎旧书，郊宗地近，势可共日。不共者，义在必异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皇帝以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于明堂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于明堂，光武皇帝。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祠五帝于明堂。柴山祠地，尚不共日，郊堂宜异，于例益明。陈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庙，十七日世祖庙’。仲远五祀，绍统五供，与忠此奏，皆为相符。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庙各一日，挚虞《新礼》议明堂南郊间三兆，禋天飨帝共日之证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详。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后。汉唯南郊备大驾，自北郊以下，车驾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应大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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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礼》于五月著雩义也。’晋永和中，中丞启，雩制在国之南为坛，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云汉》诗，皆以孟夏，得雨报太牢。于时博士议，旧有坛，汉、魏各自讨寻。《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则大雩所祭，唯应祭五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郑玄说，宜于也。郑玄云‘雩坛在南郊坛之旁’，而不辨东西。寻地尊右，雩坛方郊坛为轻，理应在左。宜于郊坛之东、营域之外筑坛。既祭五帝，谓坛宜员。寻雩坛广，《礼》、《传》无明文，案《觐礼》设方明之祀，为坛四尺，用圭璋等六玉，礼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诸侯亲礼，为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可依放。谓今筑坛宜崇四尺，其广仍以四为度，径四丈，周员十二丈而四阶也。设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仪。皇齐以世祖五于明堂，今亦宜飨于雩坛矣。古者，孟郊祀祈嘉谷，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虽殊，而所为者一。礼唯有冬至报天，初无得雨赛帝。今虽阙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报之礼，理不容别有赛答之事也。礼祀帝于郊，则所尚省费，周祭灵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犊，斯外悉如南郊之礼也。武皇遏密未终，自可不奏盛乐。至于旱祭舞雩，盖是吁嗟之义，既非存乐，谓此不涉嫌。其余祝史称辞，仰祈灵泽而已。礼舞雩乃使无阙，今之女巫，并不习歌舞，方就教试，恐不应速。依晋朝之议，使童，或时取舍之宜也。司彪《礼仪志》云雩祀著皂衣，盖是崇之义。今祭服皆缁，差无所革。其所歌之诗，及诸供须，辄勒主者申摄备辨。”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