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亲得其名，既而用之。后来任门下录事、太常博士。正始初年(504～505)，帝诏尚书、门下在金墉中书外省考查讨论律令，帝命常景参与议论。

魏世宗小舅护军将军显去世，其兄右仆肇私下托常景及尚书邢峦、并州刺史聪、通直郎徐纥各作碑铭，一并呈上。世宗都给侍中崔光，让他评说，光认为常景所撰的为最好，于是启奏说：“常景名位在诸人之下，文字于诸人之上。”于是把常景的文字刊刻在石上面。肇娶平公主，没多久，公主便死了，肇想使公主家令居庐制丧服，付学官讨论施行。尚书又访询常景，常景认为妇人无专国之理，家令不得有纯臣之义，于是执议说：“丧纪之本，实际应称以立情；礼制轻重也应依情况而定。虽然理关盛衰，事经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杀之宜，其实都是一个理。所以臣为了君主，应该尊敬而崇重礼制；为君母妻，所以从服而制义。然而诸侯大夫之被称为君的，是说他有土地，有吏属，没有服文的，是说其非世爵也。而今王姬降从，虽加有爵命，但事非君邑，理异列土。为什么呢？诸王开国，备立臣吏，生有趋奉君王之勤，死了就应尽其致丧之礼；而公主家令，只有一人，其丞以下，都由属官任命，他们但既无接事之仪，实缺为臣之礼。循察公主之贵所以立家令的，大致是因要他们主之内事接应外务，理无自达，必也因人。然而家令只通内外之职，及掌主人家中的事情罢了，与君臣之理无关，名分上有分别。由此推论，家令不能作为纯粹意义上的臣，公主不可为正君的理就很明确了。而且女人之为君，男为臣，古礼之中不见记载，先朝之上不见讨论。而四门博士裴广、孙荣义等以公主为君，以家令为臣，制臣的丧服而服丧，乖异谬妄太过。又张虚景、吾难羁等不推寻君臣名分，不寻查造服的情况，犹同其议，丧母制度服丧，求之名实，理为未当。窃谓公主之爵，既非菜之君；家令之官，又无纯臣之式。若比附如母，则情义不当。如准依小君，则从服无据。案查经书礼制，事无成文；依臣愚见，谓不应服。”朝廷依从他的意见。

常景淹留门下省数年，不至显官，以蜀司相如、王褒、严君平、扬云等四贤，都有才而无重位，于是托意以赞之。其赞司相如说：“长卿有艳才，直致不群。郁若烟举，皎如秋月映。游梁虽好仁，仕汉常称病。清贞非我事，穷达委天命。”其赞王渊说：“王秀质，逸气云霄。明珠既绝俗，白鹄信惊群。才世苟不合，遇否途自分。空枉碧命，徒献金文。”其赞严君平说：“严公沉静，立志明霜雪。味综微言，端蓍演妙说。才屈罗仲，位结李。素尚迈金贞，清标陵玉彻。”其赞扬云说：“蜀江导清，扬挹余休。光绝后彦，覃思邈前修。世轻久不赏，玄谈无求。当途谢权，置酒独闲游。”

常景在枢密门十多年，被侍中崔光、卢昶、游肇、元晖尤其赏识。累迁积将军、给事中。延昌初年(512～513)，东建起后，常景兼任太屯骑校尉，录事职都仍旧。这一年受敕撰门下诏书，共四十卷。尚书元苌为安西将军、雍州刺史，请常景为司，因景阶次不够，除任录事参军、襄威将军，带长安令。很有惠政，百姓官吏都很是称赞他。

这以前，太常刘芳与常景等人撰写朝令，没有来得及颁布施行。另外典掌仪注，多有草创，未成，刘芳去世，常景纂成其事。及世宗逝世，朝廷召常景赴京，还修仪注。拜授谒者仆，加宁远将军。又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官职。后来授步兵校尉，仍为舍人。又敕撰太和年间以后朝仪已施行的，共五十卷。当时灵太后下诏令依汉代、邓二位皇后旧例，自己亲奉朝祀，让帝替献祭。常景于是据正例，以定朝仪，朝廷肯定了他的法。

正光初年(520)，除任龙骧将军、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当时肃宗在国寺行讲学之礼，司徒崔光执经，帝敕常景与董绍、张彻、冯元兴、王延业、郑伯猷等一起录经义。事完后，又行释奠之礼，并诏百官写释奠诗，大家的诗作中常景的诗最好。

这年九月，蠕蠕主阿那环归顺朝廷，朝廷不知应把他安在什么位置合适，王元雍访问常景，常景说：“往日咸宁年间，南单于来朝，晋代朝廷把他放在王公、特之下。今天应该把他放在蕃王、仪同三司之间。”元雍听从了他的意见。当时朝廷典章，疑而不决的，则询访于常景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