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离都城里数。所以现在仍照旧。灵星本不是礼制之事，祭祀自汉初，专门为了祝祀田耕，总是隶祭于郡县。《郊祀志》说：‘祖五年(前202)，祖诏示御史，命令天下设置灵星祠，祭祀用太牢，县邑的令长主祭。’晋代祠祀令说：‘郡、县、国祭祀稷神、社神、先农，县又祭祀灵星。’这是灵星的祭祀在天下众县的明据。周公庙所以别设在洛，是因为姬旦创成洛邑，所以传祭洛，崇祠不绝，以彰明其功劳。伯夷、叔齐的祠庙，也世世代代为洛界内的神祠。而今都移祭太常，臣担心会与其本意相违。天下祭祀错位的事情很多，都应该归应属的门郡县修理，公私在所祭的地方祈请。为臣窃以为太常寺所掌祭的郊庙神祗，自有其常限，不应该临时随意斟酌，如果随便来，则不免会侵祠祭常规。二祠在太常，在洛，对于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然而起来就应审其本。

“为臣以庸懒卑陋，谬妄忝居今天的职位，为臣考索经典，博采群议，既无别样说法，可以说大致可以此为据。而今年冬天劳作的间隙，野静人闲，便可迁移郊祠神坛，各方都很方便。”

皇帝下诏说：“所上奏陈确有明据，但是郊庙先朝置立已久，也就姑且依照旧式。”

这以前，魏祖在代都诏令中书监闾、太常少卿陆王秀，加上公孙崇等十多人修理金石乐，以及八音之。后来，公孙崇任太乐令，上书奏请尚书仆肇，一起办理此事。魏世宗下诏让刘芳一起理。刘芳上表认为礼乐之事关系重大，不能上下决断，如不广泛招延公卿大臣，广泛聚集大儒宿彦，讨论得失，研究是非，就会无法让它垂之万世，成为不朽的法式。所陈得到采纳，数旬之内，朝臣频繁讨论三次。在那时，朝中官员都觉得公孙崇既然专门理此事已有很长时间，不应该有什么乖异谬妄的地方，讨论时大家各各默然无话可说。刘芳于是探引经书，搜寻旧文，共相质难，所说都有明确的据，认为乐盈缩尺度都与典制有差距，不合典制范式。公孙崇虽然也有一些应答，而往往答非所问，终而无法自圆其说。尚书把这些情况述奏皇帝，帝仍诏委派刘芳另外继续考索典制，从此以后学者更加崇敬他了。

刘芳以社稷坛上无树，又上疏说：“依照《合朔仪注》：‘日有变化，用朱丝结绳，以之绕系社树三周。’而今连社树都没有。又《周礼-司徒职》云：‘设立社稷之墙，而树之以田主，各上社庙所宜的树木。’郑玄注说：‘所宜的树木，指像松柏栗树之类。’这是一证。又《小司徒-封人职》说：‘掌设君王的社墙，确立边界封土而树。’郑玄注说：‘不说稷，因为王主祭于社，而稷，是社的分支。’这是二证。又《论语》曰：‘哀公找宰我问社庙之事，宰我说：夏后氏松，殷人柏，周人栗。’这是据土地情况而决定的。这是三证。又《白虎通》说：‘社稷所以有树，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尊崇它的标志。也为的是让老百姓看到就产生敬仰之意，又是为了表彰其功。’案此是正面解释所以有树的意义，而不是说有还是没有树。这是四证。这里说‘社稷所以有树的原因’，这样，稷庙中有树也应很明确了。又《五经通义》说：‘天太社、王社，诸侯的国社、侯社，制度怎样？曰：社都只有垣墙而没有屋宇，在其中植树，可木的是因为有土，主土生万，万之中没有比木更好的了，所以树。’这是第五证。这是最为合适的说明社中有树的意旨了。又《五经要义》说‘社庙中必定上树木’。《周礼-司徒职》说：‘分社而树，各因土地所适宜生长的树木。’《尚书逸篇》说：‘太社松，东社柏，南社梓，西社栗，北社槐。’这是第六证。这又是太社及四方树有区别的明据。臣又见到诸家《礼图》，社稷图都画上了树木，只有诫社、戒稷没有树。这是第七证。为臣虽然辨社稷中有树植的依据，还没有确定所植的树。查《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可见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说‘太社松，东社柏，南社梓，西社栗，北社槐’，像这样，便是一代之中，而五社所树也各不相同。愚见认为应该植松树。为什么这样说呢？《逸书》说‘太社惟松’，今天植松树，不怕失于礼制。只有稷坛所树没有现成据，但它是社的分支，大概也不会离了松树。”魏世宗接受了他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