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窻尤其擅长文章，很仰慕傅亮的无穷才气，当时王公的表章奏疏都请他代笔，他下笔即成，不加修改。沈约为一代辞宗，也对他很是推重。永元年间，任窻对幸臣梅虫儿曲意奉迎，东昏侯为帝时下旨任用他为中书郎。任窻拜谢尚书令王亮，王亮说：“你应该去谢姓梅的，哪儿用谢我。”任窻羞愧而退。后来作司徒右长史。

梁武帝平定建邺，建立梁王府之初，委任他为骠骑记室参军，专门负责起草文书。每次起草文书，沈约总要求共同署名。曾有一次被急召走，任窻去了而沈约还在，以后的文书，便有沈约的参与。

当初梁武帝和任窻在竟陵王西邸相遇共事，跟任窻闲聊说：“我要是作了三府重臣，就让你作我的记室。”任窻也对他开玩笑说：“我要是作了三公，就让你当我的骑兵。”因为梁武帝善骑。到这时让任窻作记室参军以应当日之言。任窻给梁武帝的书信中说：“昔日太平清静之时，您曾经对我有预言，本意是对我提，看起来却像善意的玩笑。谁料我竟如此幸运，昔日之言一没有落空。”就是指的这件事。梁武帝受封梁王，及篡位时，以齐帝名义颁布的禅让文告，多由任窻写成。

任窻侍奉叔婶与父母一样，侍奉兄嫂也恭敬谨慎。外祖父家贫穷，他常供给周济。俸禄收，各的馈赠，都分送给亲戚，当天就分完。格豁达洒脱，不讲究仪表，喜怒从不在脸上，车服饰也不华丽。

梁武帝即位后，任窻历任给事黄门侍郎、吏郎。又外作义兴太守。当时荒年，人民亡，任窻用自己私人俸禄的米豆熬成粥，救活三千多人。当时因贫困有人生下孩不养活，任窻严格限令，这与杀人同罪。怀的供给费用，受到救济的有几千之多。在郡任上所得公田俸禄八百多石，任窻只取五分之一，其余都送回存放。儿女妻妾只吃麦饭。他的朋友彭城到溉、到溉弟弟到洽和他一起游览山泽。等下一任官员来接任，他登舟回程时，只有七匹绢、五石米的家当。回到京都没有衣服换，镇军将军沈约派人带了裙衫去接他。

重新作吏郎，参与执掌任选官吏，得不称职。不久调任御史中丞、秘书监。自齐永元年间以来，皇藏书馆的四图书篇目混，卷帙繁杂，任窻亲自动手校勘，从此篇目才被整理勘定。

外调为新安太守，在郡为官不修边幅。随随便便上拐杖，徒步走街串巷。有人来告状，就大路上随地裁决，为政清静简约，官吏百姓都到方便。任窻死在任上，家里只有桃米二十石，没有钱财安葬。留下遗言，不许家人把新安的任何一件东西带回京都。用杂木棺材，平时的旧衣服装殓。郡内全境悲痛，百姓们一起在城南给他立了祠堂，每年时祭祀他。武帝听到他的死讯时，正在吃西苑产的绿沈瓜，立时把瓜扔到盘里，悲痛难禁。屈指算了算说：“任窻年轻时常怕活不到五十，如今是四十九，可算是知自己的气数啊。”当天就为他举哀，哭得很悲痛。追赠他为太常，谥为“敬”

任窻喜结，勉励栽培士林中朋友，对不攀附他的就不加赞誉，被他扬名的多得到提升，因此官吏和贵家弟多和他拉关系，座上客人常有那么几十个。当地人仰慕他，称他为任君，意思是他好比汉代的三君。作太守尤其以清廉闻名，百姓有八十岁以上的，就派曹掾去询问他们衣起居。曾打算张罗和尚斋会，就征收枫香二石，刚收上来三斗，便下令停止，并且以后再不这样，他说：“贵贱贫富都靠自己，我不打算把什么留给后人。”新安郡内有岭产杨梅，以前都要派人去给太守采摘，任窻因为要冒危险，死人多，当时就命令停采，官吏百姓都认为这是百余年没有过的德政。任窻撰有《家诫》，言辞殷切而很有条理。陈郡殷芸和建安太守到溉在悼念文章中写：“哲人谢世，楷模长逝，借鉴安在？指途觅谁？”他是如此被士林友人所推重。

任窻不置产业，以至于没有一所自己的房舍。当时有人讥笑他乞讨借贷，但东西一到手，上就分送给亲朋故友，常自叹说：“知我者是叔则，不知我者也是叔则。”他以文才知名于世，当世人有“任笔沈诗”的说法。任窻听到后很不满意。晚年变得写诗，想盖过沈约，但因用典过多，文辞不能畅。可从此京都中的文人却都仰慕仿效，诗风便发展得穿凿附会，因此人们对他便有“才尽”的议论了。任窻博学，没有什么书不曾读过，家境虽然贫寒，却藏书多至万余卷，大多是少见的异本。去世以后，武帝让学士贺纵和沈约查他的书目，官家没有的就去取他家的补上。所撰写的文章有几十万字，盛行于当世。东海王僧孺曾评价他，认为他“超过董仲舒、扬雄。任窻以他人之乐为乐，他人之忧为忧，无所知而往，有所得而归，不计自己清贫，而无吝啬之心，其行为可以激励风俗，其品德可以淳厚人，能使贪夫不妄取，懦夫有所为”对他如此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