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六军所驻之地。当时就有人认为钱塘之地不足以扩张形势而图恢复大业，而秦桧却于此扩充官僚机构以展礼乐。其实，钱塘这个地方的风俗本来就崇尚华靡，加之士大夫再建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戈之际，上下晏安，终使钱塘成为小小乐园。弹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坐镇且五十年，所以钱塘的山川之气业已消耗殆尽。其谷粟、桑麻丝之利，一年不如一年，禽兽、鱼鳖、草木之生，一天不如一天，而上下之人皆不以为异。公卿将相大多为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也日益枯竭。官场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有成就也足以称雄其间。陛下据钱塘已衰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想鼓动东南苟安脆弱之众，向北恢复中原，这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荆州、襄之地，在秋时，楚国据此以虎视齐国和晋国，而齐、晋不能屈服。及战国之际，独能与秦国争雄。其后三百年，光武帝兴起于南，与之共事的大多为南故人。又过了二百多年，荆、襄遂为三国据之地。诸葛亮由此起辅刘备，荆楚之士从者如云，而刘备赖以复存于蜀；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陆抗、邓艾、羊祜等人皆以其地闻名。再过百余年，晋氏南渡，荆、襄常雄于东南，而东南也往往倚之以为，萧梁竟以此地而替代齐国。待荆、襄之气消耗无余时，隋、唐以来它便成为偏方下州。五代之际，氏独常臣事诸国。本朝二百年之间，荆、襄降为荒落之。北连许、汝二州，人烟稀少，土产卑薄，有名之人可谓寥若晨星。建炎、绍兴之际，群盗没其间，而横遭践踏，到如今，此地虽为宋、金分划据，但往往不被看重。因为粮不能由此产生，军队也不可据此而推，议者也许以此为忧，而不知其势足可利用。臣以为，荆、襄之地虽为偏方，然而，没有偏方之气五、六百年都不发的情况，何况其东通吴地，西连蜀，南及湖湘，北控关洛，左右伸缩，皆足以为取之用。现今如能开垦其地，洗新其人，以发其气而用之，使足以接关洛之气，则可以争衡于中国了。荆、襄之地是形势消长的关键所在。

“陛下应慨然移都建业，官僚机构皆从草创，军国之仪皆从简略，又行于武昌，以示不敢安居建业之意；平常以江、淮之军防备金人侵，而心挑选一位有勇有谋、有胆有识之人，委以经略荆、襄之重任，宽其文法，听其废置，励图治三、五年，则国家之势有望形成。

“石晋丧失卢龙，酿成开运之祸，太祖皇帝起初从郭太祖征讨，最终平定了天下。其后，契丹在甲辰(1004)败于澶渊，而大中祥符年间(1008～1016)，真宗皇帝东封泰山，西祀汾，以告太平，为本朝极盛之时。又过六十年，神宗皇帝以丁未(1067)岁即位，国家之形势开始改变，又过六十年，丙午、丁未(1026～1027)，遂为靖康之祸。也是在祸临之年，天降大任于陛下，且启发陛下北向复仇之志。今天距靖康之祸仅有十年。天六十年一变，陛下当努力以应其变，不可苟安以磋砣岁月。

“臣非佞，从小有驰骋四方之志，曾多次到行都。行都虽有人如林，但其议论皆不足以启发人意，臣由此到陛下有为之志无人理会。辛卯、壬辰之间(1169)，始退而穷天地造化之源，考古今沿革之变，以推及皇帝王伯之，而得汉、魏、晋、唐长短之由，天人之际昭昭然可考而知矣。开始觉悟到，今世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的儒士，实际上都是些风痹不知痛者，举国上下安于君父之仇，而这些儒士还在那里拱手作揖空谈命，真不知何者谓之命。陛下容纳他们但不任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仁；今世自以为懂富国兵之术的所谓才臣，实际都是些狂妄蛊惑之人，他们平时不讲究立国之本末，而喜信开河阔论富，真不知何者谓之富。陛下察他们而不尽用他们，臣因此而佩服陛下之明。陛下励志复仇足以天命，笃于仁足以收民心，而拥有仁明更足以照临群臣偏极之论，此可谓百代之明君。然而到现在，皇帝陛下委任庸人，笼络小儒，以拖延大有为之岁月，臣因此不胜愤懑，也就不顾卑贱而献愚策了。”

陈亮上奏后，孝宗皇帝赫然震动，打算将其奏章张贴于朝堂，以励群臣，并仿用放受召之旧事，召陈亮上殿，准备起用陈亮。左右大臣不知如何是好，唯曾觌理解陈亮，并想会见陈亮。因曾觌名声不好，故陈亮耻于见他，最后越墙而逃。曾觌因陈亮拒见自己，显得很不兴，其他大臣特别厌恶陈亮的直言不讳，因而相沮抑陈亮，乃有都堂审查之命。宰相皇上旨意，找陈亮询问情况，因话不投机而产生隔阂。

陈亮待命十日，再次赴朝上书曰：

“恭惟皇帝陛下励志复仇，不肯即安东南一隅，是有大功于国家的。然而，钱塘为浮华奢侈之角落，如据此以图恢复中原是十分困难的，加之东南之民多安于现状，如依靠他们以图取则更不容易。财止于府库，则不足以通天下有无，兵止于尺籍，则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由此而产生了拖延之计，陛下原有之宏略大志也变样了。臣对此状况不胜忧愤，因而虔诚书，献于庙堂，希望能当面向皇帝陛下陈述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方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定大有为之机谋，力求符合太祖经略天下之本意。然而，臣待命八日，未得如愿以偿。臣担心天下豪杰胡猜测陛下之意向，从而影响云合响应之大势的形成。”

陈亮又上书说：

“臣臆想国家维持之计，至今已日见困穷，而太祖皇帝所制定的大政方针，至今犹可恃以长久，如能依其本意变通行事，则恢复大业不足为奇。然而变通之有三：有可以拖延数十年之策；有可以为一百五、六十年之计；有可以复开数百年之机。形势明朗而效果非常，非陛下聪明超越百代不能达成。臣不敢机于大臣面前，然大臣们拱手称旨求问，臣只好取其大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

“其一曰：徽、钦二帝被俘之痛，乃国家之奇耻大辱，曾引起天下之人的公愤。五十多年来，虽然天下之气渐渐颓堕，不再牢记奇耻大辱，但陛下当与大臣共同振作其神，以发其仇恨，使人人如报私仇，此乃《秋》写卫人杀州吁之用意所在。

“其二曰：国家之气候，是使天下人循规蹈矩以行事，群臣只求无过，哪有心思施展才华求意外之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