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上面已被堵，下面也欺骗，那么成败得失的关键、治安危的原因，将有谁能向陛下讲呢？不知则不戒备，等事情发生了惊骇并去理它，已经晚了。想财计丰富，不如节省国家开支。善于治国的人常使财富多于用度，不使用度多于财富。现在山东的军队，白白浪费我们的钱、粮，湖南、江右、闽中的寇盗，蹂躏我们的州县，如果再奢侈浪费，从而侵耗财用，那就会形成漏杯难盈、蠹木易坏的情形。如果有缓急，必将因为财用窘困，而失去成事的机会。想要巩固国家的本，不如宽民力。州县之间，聚敛的人很多，残酷剥削的风气，已慢慢形成习惯。民生穷困，怨愤不能伸张，他们聚集到山林中反抗，也是势所难免。拯救那些在火中的人，能不赶快确定办法吗？”不久他改兼为侍右郎官。第二年朝奏对，说天灾的事十分恳切。

绍定四年，李宗勉被差遣为台州知州。第二年，他为直秘阁、婺州知州。绍定六年冬，他被召赴行在，没成行。端平元年(1234)，他升为直宝章阁，仍任原职。一个月后，他以宗正丞兼权右司的份被召，改为尚左郎官，兼职仍旧。不久兼左司。五月，在皇上面前奏对，讲四件事“：守公以悦众心，行实政以兴治功，谨命令以统一认识和行动，明赏罚以示勉力和惩戒。”其次讲纸币“：希望向各门下诏，从皇上和后开始，下至百官和各级政府，都要实那些冗费，从而节省它们，一年节省十万，就可减少十万纸币，一年节省百万，就可减少百万纸币。实行的时间长了，减少的纸币就越来越多，铜钱和纸币相当，行通，那么纵我们赢余和亏欠的关键就不是纸币了。”

李宗勉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正谋划师汴京、洛，李宗勉说“：如今朝廷安静，和平常一样。士卒不锐，资粮不充足，械不锋利，城墙没修缮。此时守御还不能好，却想取能行吗？就算是今日得到蔡州，明日得到海州，后日得到宿州、亳州，然而得到的未必能守住。万一怒蓄忿，仓猝间发生变故，将怎么理？臣所讲的，怎能说是外患始终不能平息、国土始终不能收复呢？也是想量力而行、适时而动。希望诏示大臣，惜时间以修内政，综合众人的谋略以加边防，节省冗费以使国家财富充裕，招募壮勇敢的兵卒以壮大国势。仍告诫沿边将帅，不要贪图虚名而受到危害，左控右扼，毋失良机。那么以逸待劳，以主人的份防御客人，也就可保边境无忧患。如果使国家的本壮大巩固，兵士战都锐壮，见机而动，用兵不晚。”不久攻洛的军队溃败，他又说“：过去担心的是应该防守但却贸然攻，如今担心的是想防守却不能。什么地方可控扼敌人，哪支军队可调遣，哪位将领可御敌，哪里的粮可作为军饷，都应事先筹划。”李宗勉又论及皇帝直接发布命令的弊病，大致是：“王府后的官员，皇帝内侍的恩赏，都是制令直接发，不经过都省，各书札陈请，时常于后，这些都是大臣应该上奏的。事先说，见到微小的失误就劝谏，这不能说是专权。好的就施行，坏的就停止，这不能说是专权。命令于皇上，政事归中书，这不能说是专权。如果以专权为嫌疑，不以挽救过错为急事，每件事都迎合皇上的旨意，等皇上的命令已下达，错误已显，然后言官才议论它们，这就会连累皇上的很多德政。何况议论的也未必听，听的也未必实行呢？”

李宗勉升为左司谏。第二年天，他兼任侍讲，他首先奏：“均、房、安、蕲、光、化等兵祸十分严重，长江沿岸可凭借而没有忧患的，只有襄州，现在襄州又有变化了。襄州失守则江陵危险，江陵危险则长江之险不能凭借。从前担心的是在秋天，现在担心的就在旦夕。江陵如果失守，那么事情迫形势危急，必有生死存亡的忧患，后悔怎能来得及？”李宗勉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这时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鄂州知州，在鄂州建衙门。李宗勉说：“荆、襄残破，淮西正当南北之间，史嵩之应该在淮西设衙门，那就脉络相连，可以应援，远在鄂渚，那就会有鞭长莫及的忧虑。如果说防卫长江是急事，想依靠史嵩之在鄂渚经画，然而齐安正与武昌隔江相望，如果在齐安措置防扼，那就会屏障固而江面安全了。这就是所谓的要保江南先守江北。应该另选鄂州守将，命令史嵩之把衙门移到齐安。”

诏命侍从、两省、台谏逐条上奏边事，李宗勉率僚属上奏说：“蜀地四路，已失去二路，成都隔绝，不知存亡。各官署退保夔门，未必能守住。襄汉先失去九郡，现在郢又被攻破，荆门也被攻破，剩下江陵一座孤城，怎能独存？两淮地区，人民奔逃，背井离乡，十分危险了！陛下果真能上下哀痛之诏，以作则，大大减少各费用，衣服、车、宴会，都应从简，放后中不耕而的女，罢去中不急需的费用，停止赏赐和修建各亭台楼阁，拿皇室的储蓄来召天下。然后劝谕皇亲国戚，世代臣僚，据自己的能力拿自己的财产，来帮助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分上游淮西、淮东为三帅，由江淮大帅统一指挥。或者就现在的官职，或者选人才，让他们分地防守，听到命令就行动。把公私的财分给各地，让他们招集散兵，招募壮的民，使他们充当游兵，来补充军队的缺额。仍选沿江各郡的将士好防御的准备，才能支撑局面。不然金人将陆并，集结荆楚的力量，侵扰我方的上游，江南就危险了。有人认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