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臣后升任知制诰、同知通银台司、提举诸司库务，又知审刑院，调翰林院任学士，又任知审官院。

陕西用兵，他任量安抚使。发前，向皇帝请求说：“旧例，使者每到一，都宣读皇帝的诏书，问官吏将校，但不关及到普通百姓。自西夏元昊反叛，至今三年，关中的人民困苦凋敝到了极，请求让我带诏前往劳、安抚他们，并宣布平定叛贼之后蠲免租赋二年。”仁宗听从了他的请求。

使回来，又对皇上说：陕西兵力二十万，分别屯守四路，但实际可用来应战的只有十万。敌军侵，常数倍于官军。他们以十战一，我方以一敌十，所以他们三次来犯三次胜，是由于敌我双方兵力众寡太悬殊。泾原靠近叛军巢，最首当其冲，应先作防备。如今防备敌人秋季侵已经很迫切，请增派士兵，以二万屯守渭州，作为镇戎山外的援助；以一万人屯守泾州，作为泾原、渭州的声势；以二万兵力屯守环庆，一万人屯守秦州，以牵制敌军的攻。

而且敌寇犯边疆，不怕不能来，只怕不能撤。各要沿线的地形，虽险易不同，但军队行走都须由大川大河，大川边大多都有寨栅作为控扼要害。敌寇来犯目的是要掳掠，他们各自奋战，因此所向无敌。如延州的金明、门寨，镇戎的刘。。、定川二堡，渭州山外的羊牧隆城、静边寨等，都不能扼制抵挡住敌人的攻。所以敌人不怕不能攻来。汉族内地以后，分途抢攻，俘虏人畜、劫掠财，兵都疲困了，然后急忙撤退，再无斗志。如以兵扼守险要地带，再用弓利弩猛，旁边又设奇兵埋伏，切断敌军首尾，边追边打，敌军不失败还能怎样？所以敌人害怕的是不能退去。

敌寇屡次乘战胜之势，大肆掠夺后撤退，而我方各将不能追击，是由于兵太少而势力又分散的原因。如再循故辙，必无可胜之理。

王尧臣又论述“：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次战斗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敌人先占据了险要阵地，引诱我军，我军将帅不能据险阻击敌军的撤退，而大多都加速追击想立战功。结果队正疲惫不堪时，便与敌军作战；敌人开始放铁骑冲击我军，接着用奚人步兵拉弩猛，势不可挡，终于导致我军覆败，这是主帅们不考虑怎样应变以取以前的失败教训的过失。希望朝廷严训边疆守将，经常远派侦察，遇到敌寇来了，便据远近设立营寨，然后再估量敌人兵力大小决定派人奋力阻击，不能轻易战。”皇帝下诏用他的话敕诫守边官吏。

当时韩琦因在好川兵败，被降职调任秦州知府，范仲淹也因犯擅自给元昊复信被降职为耀州知府。王尧臣说：“这两个人，都忠义智勇，不应该将他们安置在闲散不重要的地方。”他又推荐世衡、狄青，说他们有将帅之才。第二年，敌寇果然从镇戎军、原州侵，打败葛怀，乘胜攻掠平凉、潘原，关中为之震惊恐惧，自。。州、泾州以东，都关闭堡垒自守。范仲淹主动率领庆州队攻打敌人，敌人退走。宋仁宗想起王尧臣的话，于是又重新起用韩琦、范仲淹招讨使，驻在泾州，增加驻军三万人，而使王尧臣再次安抚泾原。

当初，曹玮开垦山外土地，营建笼竿等四寨，招募弓箭手，分给土田，使他们耕战自守。后来守寨的将帅没有很好地安抚驾驭守卫士兵，有时侵夺他们的土田，引起众人怨怒，士兵于是劫持德胜寨的守将姚贵，关闭城门，公开反叛。王尧臣正好经过当地，便写了一封信用箭到城内，用叛谋反的严重后果来劝谕他们，众人于是开门来投降。王尧臣只原来的纪律申明约束大家一番后，便走了。

回京后，对皇上说：“自从陕西用兵以来，夏竦、陈执中两人都以两府旧臣份，了陕西经略、安抚使、招讨使等职，而韩琦、范仲淹只当了经略副使和安抚副使。后来张存任延州知府、王沿任渭州知府、张奎任庆州知府时，都是学士、待制的份，也只能理本路总的事。到夏竦、陈执中被罢职时，在四路各设统帅，于是各统帅都同时兼任都总以及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因而武职副总也就兼任副使。如今韩琦、范仲淹、庞籍等人既然了陕西路都总、缘边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四路便应当统一受他们的节制，但尚挂经略使衔的人还有九个，他们各自独立设置机构行事。他们的名号不同，因而下面所禀受的指挥也就不一样。今天请朝廷撤走路都总、副总并取消经略，只任命缘边安抚使一个机构。”不久滕宗谅也有这样的请求，于是裁撤了那些多余重复的机构官员。